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人物专访节目。我是齐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4月5日通过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该书由日本极右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并立即遭遇亚洲国家的普遍不满。 继北京、广州、深圳三地4月9日爆发抗议日本掩饰二战侵略的万人游行后，苏州、南昌、宁波、海口等地于4月10日均有大批市民参加游行或签名抗日活动。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全国范围最大的反日示威活动，参加人数超过万人。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大陆著名专栏作家赵达功先生。

   赵达功先生说：在中国游行示威是不可思议的事，就自发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游行示威都是禁止的，事实上禁止。那么，能够游行就是官方的事情，是官方的组织，最少最少是官方的认可。这次反日示威是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深圳、广州、成都、北京等地方的反日示威游行不可能是自发的，有自发的一部分因素，群众早就想自发的进行抗议活动，包括对钓鱼岛啊，香港台湾都有保钓的示威游行，大陆始终就没有，不是说没有老百姓示威游行，是不允许。现在中国国内任何示威游行都必须得到批准，得到批准并不是象香港，它是自由社会按照法律的规定去批准去，也不像西方社会按照法律程序，中国是什么样的示威游行，只要你申报他就不批。那么这一次我不知道深圳、广州还有成都北京的示威游行得到批准了，得到批准就是政府批准了。

   记者说道：在中国游行是需要报批的，象前一阵子为了悼念紫阳先生，赵昕申请游行不但没有批准反而被拘捕了。上海的胡玉文（音译）先生曾经申请了几十次上百次的游行示威，都被拒绝，而且他的游行示威很多都不是政治性的，就是庆祝国庆，他也是不允许的，那么这次他能批准呢，不光是个民间行为，反日游行示威是个政府行为。

   当记者问道：中国政府为什么在面临内忧而无外患的今日将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推至如此高涨？

   赵达功先生说：这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国内矛盾比较激化，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宏观调控啊，因为它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进行经济改革，就像洋务运动一样，不动国家体制，政治体制，只是从经济上改革开放，可能经济会有一定的增长，或者增长很快，但是呢政治基础就不牢靠，因为它根本上经济发展协调不了。国内的矛盾就体现在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贪污腐化成为共产党官员的一个普遍现象，抓都抓不过来，而且涉及各个部门，比如金融部门现在很严重，经济部门就涉及更多了，各个方面都涉及到，包括教育部门、卫生部门、就是所有的部门都腐败透了。因此，社会怨声载道，对中共专制集权统治民愤很大。加上矿工一批批的死去，今年一季度死亡超过去年的百分之二十，这是官方数字。那么维权者上访者一个又一个被抓起来被打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经济发展地方和中央对抗，宏观调控也实现不了，看起来物价上涨现在已经开始了，而且这个失业率一样很高，一些大学生，这些知识分子都找不到工作，如果宏观调控的矛盾在对着，如果遏制经济的飞速发展，那么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如果不遏制呢，那么必然使经济过热，造成经济的极度不平衡，可能会酿成以后的大患。这是国内的矛盾，这说的是一点。

   赵达功先生继续说：另外，日本要入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中国也酸溜溜的，因为现在有四个国家要入常任理事国，如果真的实现了这四个国家，那么联合国的力量上，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原因在于大多数都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只有中国一个，而且，在东亚在台湾海峡的战略上，中国和日本就有矛盾，加上日美安保条约，对台湾的承诺啊，中国又反分裂法，对日本它非常不满，借助这次日本修改教科书，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一次才修改的，还有内阁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借这个机会，想阻止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表面上官方并没有表态说要投反对票，事实上现在印度对中国也不利，因为也不算是特别友好的国家，尽管温家宝刚刚从印度结束了访问，发表了联合声明，看起来关系有所改善，但是中印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说变就能马上变过来的，马上成为战略伙伴，因为这里涉及到南亚的一些重要战略问题，那么在德国、巴西，中国可能没多大意见，但是要反对日本入常，恐怕四国都要反对，不可能反对一个，但是它要借助于民意。因为反对日本修改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不是光中国的民众反对，因为中国和韩国朝鲜，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占领过这些地方，甚至于朝鲜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这个确实有历史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鸿沟，它不像是德国一样能够忏悔，能够反悔自己的历史，日本要把东条英机等人安放在靖国神社里边进行参拜，这就好像德国人把希特勒供奉起来，那不可能的嘛，那是不可想象的。赵达功先生继续说：这次游行是政府行为，是政府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维护自己的专制政权的统治，这是主要目的。在中国来说，中共的教育就是：爱国就是爱党爱政府，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认为就是爱政府，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不可能的，这些游行的愤青，反对日本入常也好，抵制日货，这些游行示威，你问这些人是不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呢？并不一定，是两回事。不过很多游行示威的也借助这次示威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也不是纯粹的反日。

   记者问：中共官方媒体没有一家报道这一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同时，还以安全为由禁止一切外国媒体进入日本使馆去查看毁坏的情况？

   这是报道说的，实际上人家自己大使馆的人是很清楚了，它这个很愚蠢的嘛，新闻自由，新闻报道自由，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让人有知情权怎么行呢？

   最后记者问道：对中国官方媒体自身不报道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时，赵达功先生说：它还是怕扩大，因为它报道以后可能会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全国性的运动就可能危及到它们自己的政权，因为所谓反日的诉求啊，抵制日货的诉求，可能会感染到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政治诉求，就是要求反腐败，要求民主自由，因为我们知道八九学生运动，就是因为悼念胡耀邦形成的，反官倒，反腐败，最后争取民主自由，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悼念胡耀邦为什么演变成另外一个运动呢？它也害怕，因为反日运动也可能演变成另外一种运动。

   据亚洲时报在线了解，中宣部日前就有关问题向大陆新闻工作者传达了两点指示：一是不可私发报道，二是新闻单位员工可以参加示威。

   凌锋的《不制止还鼓励北京操弄反日浪潮》一文中说：中共独裁政权在文革失去民心而导致马列意识形态的破产后，唯有依赖民族主义来维系内部的凝聚力，因此每当内部出现危机时，就要祭出民族主义这个法宝来转移视线，灌输民族主义成了中共愚民教育的“主旋律”。这次反日浪潮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其责任怎么推也推卸不掉。这次是中国出现新一轮政经外交危机后煽动出来的民族主义浪潮。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陈劲松则发表文章说，在所谓“抵制日货”的风潮中，有心爱国的民众感情是真，唱“爱国主义高调”的政府行为是假；独立反日的民众是真，随着政府指挥棒起舞的人士（所谓“ 愤青”）是假。正如“北大反美姑娘最终嫁给了美国人”的闹剧一样，某些“反日派”，恐怕正是乘机起哄的“哈日族”。

   以上报道是由希望之声记者蔡红采访，齐月为您播报的。谢谢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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