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

   我有个邻居老太太，是个家庭妇女，广东人，她丈夫曾经和我是同事。老太太姓什么叫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她丈夫姓秦，也只好称她秦老太。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身体消瘦，满脸皱纹。每天我都能在楼梯上或院子里看到她，见了我，她总是先打招呼：“阿叔，……”。我听不懂她在讲什么，不是我不懂广东话，她讲的是广东某一地区的方言，而且都是边打招呼边擦肩而过。但我知道她是在问候我。久而久之，我也主动向她打招呼，用生硬的广东话说：“你好”！广东人在称呼的辈分上没有北方人那么讲究，初来广东时还以为沾了什么便宜，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总是叫我“阿叔”，与我同龄的人，叫我的孩子“小弟弟”。这样的称呼在北方就是乱了辈分，人们会笑话的。北方人的长幼称呼非常严格，刚来广东时还不习惯。后来有人告诉我，叫你阿叔是指孩子他叔。我还是不明白，没孩子的年轻人叫我的小孩“小弟弟”如何解释？也有人告诉我，凡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不能让孩子称呼“叔叔”“阿姨”什么的，这倒是有道理。

   秦老太已经差不多七十岁了（根据她老公的年龄推测），每天楼上楼下走来走去，一直做着一件事——捡破烂。看着她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要么就是拿着一根绳子，在捆着旧报纸什么的。我知道，她决不是因为穷，家里没有米下锅，因为她老公虽然退休，每月的收入至少也在2500元以上，加上股票什么的，还有孩子都工作，不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捡破烂，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在年轻时养成的习惯。

   她布满沧桑的脸上，从来都是微笑，充满了快活和无忧无虑的样子。从她走路轻快的节奏，看得出她身体很健康。我喜欢每天看到她那天真无邪面孔，因为从她那里，我不时能看到我姥姥的踪影。

   我姥姥严格说应该叫姨姥姥，但我从小习惯叫她姥姥。姥姥是我最亲近的人，她很像我现在的邻居秦老太，也是满头白发，慈祥的面孔上总是带着微笑，不同的是，姥姥的脸上会挂着忧伤，还经常一个人唉声叹气。

   小时候，我兄弟姊妹多，父母亲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我母亲因为生育多，差不多应该算“英雄母亲”，五十年代初，国家鼓励生育，每多生育一个小孩都有政府补贴。后来取消了这项政策，当然就没有了补贴，生活拮据起来，加上父母亲又都是国家干部，工作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我们。于是，几个孩子分别送到亲戚那里抚养，抚养费当然是我父母亲的事，在精力上就可以不那么紧张。

   我是跟着我的姥姥生活了四年，实际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姥姥去世，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听我母亲说，姥姥的丈夫年轻的时候在东北做买卖，被土匪绑票后没有了音讯，估计也早已被撕票。她从二十一岁开始守寡，一守就是一辈子。她只有一个独生子，我叫他舅舅。他们两个对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尤其是三年饥荒年代，我父母亲的工资无法负担几个孩子的生活，我还有爷爷奶奶需要养活，我舅舅做些小买卖，就是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我的记忆中，他只卖过甜瓜、柿子、黑枣、西瓜，从来没有卖过苹果、香蕉这样的水果。幸运的我经常可以吃到甜瓜，现在想起来，还能嗅到甜瓜那沁人心肺的香味。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1962年，我舅舅因为投机倒把被判处七年徒刑，就关在城市的近郊一个劳改场。这时候，我姥姥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母亲把姥姥接到我们家住。

   我母亲很善良，每个月给姥姥十块钱。但姥姥这十块钱从来不见她花，她心疼自己的儿子。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去劳改场看望我的舅舅，每次去，她都带着我。因为他确实年纪大了，还是个小脚，旁边没有人跟着，真有可能出问题。我深深为她的母爱所感动，她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不舍得穿，全部精力用在照顾舅舅身上。姥姥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糊褙子我都做过，就是将碎布一层又一层用糊涂（玉米面粥）沾在一起，然后晒干，再找出鞋样子用笔画上去，用剪刀比着线剪下来，这就是鞋底。她戴上老花镜，用顶真衲鞋底，看着他聚精会神、孜孜不倦的样子，我在旁边总想帮忙，但我太小，心有余力不足。

   每次去看我舅舅，她所带的东西无非是鞋、袜子、毛巾、鸡蛋饼、包子、劣等香烟等。我们先是乘公共汽车到终点站，再从那里步行二十多里土路到劳改场。我记得，我们从没有完全步行过，那时候，只要听到“得”、“驾”的声音传来，我们就停下来，看到后边尘土飞扬中赶来的驴车（一般都是驴车），姥姥就去跟赶车的人搭讪，问是不是一路，是否可以载一段。当然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顺风驴车有时直接路过劳改场，那是最好的；有时走了半截路，驴车拐了弯，我们就只好步行。走一段路，就会坐在路边休息一下，然后再走。有时还会再搭上顺风驴车。看看这年头，已经没有了顺风驴车，汽车虽然到处都是，但在路边你永远也搭不上顺风汽车，现在我还怀念那悠悠晃荡的顺风驴车。

   到了劳改场，似乎也不像现在需要登记，出示什么证件，姥姥没文化不识字，只是在一个小窗口报上名字，过上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在一间房子里会见我的舅舅。我的舅舅看上去一直身体还好，还是有咳嗽的习惯。姥姥和舅舅唠叨的大都是套路话，身体怎么样啦，干活累不累呀，要好好接受改造啊！舅舅总是说，“不用老挂记我，我生活很好，不要带这么多东西”。其实姥姥知道，外面再苦也比劳改场好，所以每次还是把攒下的钱用来支援我的舅舅。

   我姥姥除了我母亲每月给的十块钱，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像现在我的邻居秦老太一样——捡破烂。我虽然小，但我也经常帮助姥姥捡破烂。在政府大院里面，我作为一个小孩当然畅通无阻，有时我一个人，有时跟我的哥哥们，在垃圾堆里（那时候没有垃圾桶）用铁丝编成的筢子或干脆就用双手扒来扒去，找能够换钱的废物，也都是些纸片、铁、铜、锡等金属废品。我捡破烂都交给我的姥姥，我的哥哥们就交给母亲。

   我姥姥吸烟，但买不起纸烟，连烟叶都买不起，我经常为她捡烟头。那时候的纸烟牌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像“火车头”、“丰收”、“绿叶”、“一支笔”，有时还能捡到“大前门”、“恒大”等名牌烟头，把它们塞进自己肮脏的小口袋里，回家将烟头撕开，烟丝放进姥姥的烟罐子里。姥姥就将这些混合烟丝装进烟斗里抽，她用火柴点燃烟斗，还那粗糟的大拇指在燃烧着的烟丝上按一按。看着她“滋滋”地一口一口吸着，看着那烟雾在空中飘荡，看她神色那么安逸舒适，我心里真高兴。

   姥姥最疼我，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给我留着。记得那个饥荒年代，“刮菜代”算是好生活了，树皮、草根、树叶、野菜经常用来充饥，如果能吃上地瓜就会把我高兴死。偶然吃上一顿玉米粥，那碗都让我们舔得干干净净。姥姥是有偏向，总是瞒着我的哥哥们，偷偷给我弄点地瓜什么的吃，哥哥们很嫉妒我。

   1965年的一天，害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从学校回到家门口就有邻居告诉我，“你姥姥过去了。”我感到吃惊，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过去了呢？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大哭起来，跑着扑到姥姥的房间，跪倒在床前，声嘶力竭地喊着“姥姥！姥姥！”我母亲在一旁，没有干预我的嚎啕大哭，等我渐渐平静下来时，母亲告诉我，姥姥是得了心急梗塞，叫了医生来，但已经晚了。当晚母亲同几个邻居商量，大家都说应该到劳改场把舅舅叫回来看姥姥最后一眼。第二天，的确托人去了劳改场交涉，但没有成功。我父亲是个胆小的人，其实也不能说胆小，那时候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划清界限，虽然那时候还不是文化大革命，但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家里的亲戚如果有一个是犯人，全家往往受到牵连。尽管我父亲与我舅舅（应该说是姨舅）隔着几层关系，但还是胆战心惊，哪里敢帮什么忙！文革时，我父亲是走资派不算，还要加上地主（其实还不是）、特务等罪名，红卫兵在我家厨房里挖地三尺，要找什么电台。现在回忆起来，感到太可笑了。

   我相信姥姥一生中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但她从不怨天尤人。中国的妇女世世代代就这样过来，她们只认命，而且很坦然面对遇到的不幸，任劳任怨。我姥姥有的只是爱，不知道九泉之下她是不是还在衲鞋底，吸捡来的烟头。小时候，姥姥问我，“你长大后孝顺我吗？”我说：“当然孝顺，等我上班挣了钱一定买好多好多好吃的给姥姥，一定让你天天吸大前门。”可惜我没有孝顺过姥姥一天。她甚至得个急病去世，都不让我在病床前伺候她老人家一次。现在回想起来，我揪心啊！

   200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