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干政会导致军事政变——驳李世富为刘亚洲辩护
   李世富先生：
   　　您的文章《宪政不是文人的专利：我为刘亚洲们说句公道话》，我读了一遍。我要首先说明：我不是看不起军人，而是惧怕军阀混战。我觉得您对二十世纪军阀混战的教训，认识不深。蔡锷虽然推倒了袁世凯的统治，但却没有避免军阀混战。你想现在又出现军阀混战吗？我从来不分什么文人或武人，我只分公民和官僚。公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这是宪法的规定。宪法并没有规定高级军官可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如果高级军官与国家元首发生对抗，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太大。我不希望今天再出现蔡锷。由于我的影响不如刘亚洲，从而我就不可能危害社会。如果我的主张被社会接受，就表明我的主张正确。我的主张不论多么激进，因为我是小人物，因此我只能渐渐地影响社会，渐渐地变为大人物，不会产生突变。更何况我主张中庸之道，并无激进的主张。而高级军官干政就可能导致突变。一个大船转弯太急，就有可能翻船。高级军官如果有政治抱负，他应该辞职。作为公民，他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了。 事实上，刘亚洲如果脱掉军装，他的影响也比我大。
   　　我们坚定地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责任越大，拥有的资源越多，社会影响越大，那么他所受的约束就应该越多，他应该遵守的规矩就应该越多。如果一个高级军官同普通公民一样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权，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安全。所有人就必然会常常遭受军人的横蛮欺压。军事政变会常常发生，甚至会导致军阀混战。因此我建议人民必须坚持军人不得结党干政的原则。
   　　如果说英美等国的宪政不得不使用武力，这是他们的不幸。但说宪政起源于武力，就不是事实了。应该说宪政起源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这才是真正的基本事实。如果说宪政起源于武力，为何中国的武力没有导致宪政？洛克的《政府论》虽然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写的，但洛克自始至终都参与了光荣革命，是重要的谋士。而且，洛克在光荣革命之后一两年内写出《政府论》，这表明他的政治学说是在革命中形成的，并以他的学说指导了革命，同时他的学说也巩固了光荣革命的成果。洛克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基础上发展了政治学说。后来孟德斯鸠又在洛克的基础上发展了政治学说。华盛顿将军虽然能指挥枪杆子，但华盛顿将军是虔诚的基督徒，因此他要受主耶稣基督的指挥。同时他也信奉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当时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军人大都是基督徒，也信奉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当时的政治活动家也大多都是基督徒，也信奉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我们必须指出：是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说服美国人民接受宪法，不是华盛顿将军用枪杆子强迫美国人民接受宪法。这才是美国建国的历史事实。

   　　印度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有印度教。印度人也大多接受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说。
   　　俄罗斯等国基本上是和平演变。因此，俄罗斯等国的宪政并不是起源于武力。1991年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发动的“八·一九”政变才是企图用军人干政。而军人拒绝服从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而接受合法总统的命令，这不是军人干政。而是军人拒绝干政。我们必须清楚，戈尔巴乔夫才是当时苏联的合法总统，叶利钦是俄罗斯共和国的合法总统。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政变组织。
   　　当今中国，由于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已经发生信仰危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我们完全可以把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传给共产党人，也就是把张国堂学说传授给共产党人。只要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接受了张国堂学说，中国就必有宪政。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用枪杆子追求宪政。事实上，许多政府官员和军官已经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儒学或基督教。
   　　禁止军人干政，这不是文人对武人设的局。而是伟大的政治学家建议人民限制官僚。亚里士多德说：“中产阶级的人们还有一个长处，他们很少野心，在军事和文治机构中，要是有了野心的人，对于城邦常会酿成大害。”历史上有许多高级军官因有军权而骄傲，他的野心危害社稷。如果不禁止军人干政，高级军官就有可能结党夺权，发动政变。如缅甸一样。如果高级军官可以轻易地发动军事政变，那还能有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吗？
   　　不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谁的名言，我们都要废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树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原则。把国家政权当作赃物用武力抢夺，这不是强盗逻辑吗？二十世纪中国的实践证明，如果不对武力施加限制，就会危害国家和民众。
   　　你崇拜枪杆子的理论只能搞乱中国。当年毛泽东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腥风血雨几十年，制造了无数孤儿寡妇，难道还不够吗？你和刘亚洲还变本加厉，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主权”、“枪杆子里面出人权”的荒谬口号。你们的这种理论是要搞乱中国，为军阀混战制造舆论。主张西藏独立的人是否可以用枪杆子来争他们民族的主权？主张新疆独立的人是否可以用枪杆子来争他们的民族主权？中华民主革命党人是否可以用枪杆子来争人民的主权？法０功组织是否可以用枪杆子来争他们的人权？你们就是想在中国煽动内战，把中国搞得战火连天，然后太子党就用优势的枪杆子平定内战，再凭战功统治中国。你们的用心是邪恶的。
   　　我之所以反对刘亚洲，还因为他坚持反日民族主义。在今天与日本对抗，吃亏的肯定是中国。当今日本并没有侵略中国的企图，更无侵略中国的事实，中国没有被日本灭亡的危险，要他刘亚洲救什么国？因此，刘亚洲高喊抗日救国不过是别有用心。他们的目的是挑起中日民族矛盾，转移国内矛盾，同时也想以“汉奸”的罪名镇压反对派。我们中国人现在极度不和，相互仇恨，这时对外树立强敌，是祸国之举。我们必须弘扬仁爱、饶恕的道德文化，以消除中国人之间的仇恨。同时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永远强大。
   　　我对太子党并无太深的成见，也不恨他们。我要求于他们的，只是接受《我张国堂同所有中国人约法七章》，放弃自己的特权，同其他所有公民平等竞争，不要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强盗逻辑。如果真想推进中国的宪政，或者脱掉军装，以公民身份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或者等待，准备接受以后民选总统的领导。不要破坏禁止军人干政的规矩。如果刘亚洲可以用宪政的名义干政，别的高级军官也可以用维护稳定的名义干政。这样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同二十世纪初一样。中国的宪政要靠真理，不能靠军人的血性。我们要坚持在张国堂学说的指导下，以公民结党和选举来推动中国人民走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道路，不要倡导“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和“枪杆子里面出人权”等混帐逻辑。我们的基本主张是：以儒家学说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正人心、定人心、安人心，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为没有内战、没有冤假错案、没有腐败、没有官僚机构的膨胀、没有贫穷的现代化国家。
   　　此致
   
   
   张国堂
   2005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