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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理审判毛泽东——兼论高贵与下贱
以真理审判毛泽东——兼论高贵与下贱
张国堂
2005年12月10日
解龙先生的《僭主毛泽东及其七个偶像（上）》，我已经读了，这个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我以前读过王怡兄弟关于毛泽东是僭主的文章。1998年，我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得出毛泽东是僭主的结论，想继续研究，后来读了王怡兄弟的文章，我就希望王怡兄弟能读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后继续研究。亚里士多德说，有一些野心家攻击一切贵要的著名人士，讨好平民，以获得平民的好感和支持，以建立自己的僭主统治。毛泽东就是这样。马列主义也是攻击贵要阶级的异端邪说。
现在，有一些人研究毛泽东，往往从毛泽东的个人品性进行研究，这是不对的。这样研究会误导人民，使人民盼望好人政治。我们知道，如果民众希望天使来领导自己，往往会倒在魔鬼的奴役之下。我们不应该从毛泽东的个人品性来研究毛泽东，而要从他所行的道来研究毛泽东。毛泽东如果走正道，他也可以成为好人。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恶人，是因为他走上邪道。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差不多的。但人的修为，却相差很远。孟子认为，效法尧舜，就会成为尧舜；效法桀纣，就会成为桀纣。孟子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基督教认为，人皆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都由于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有了原罪，就有了骄傲、贪婪（贪财、贪权、贪名）、迷色、嫉妒、忿怒、贪吃贪喝、懒惰等罪性或罪根。人有了罪性或罪根，就会犯罪。谁都一样。我们骂毛泽东品性邪恶，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的品性与毛泽东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区别。人必须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才能脱罪，才能脱离罪恶的辖制。
圣使徒保罗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7:14~25）这是保罗的见证，我们自己要对照这段经文检查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文革时，许多人主观上是爱国爱民，而客观结果却祸国殃民。人如果不信天道，主观上想为善，客观上却会作恶。
人都有自尊心，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人也有自我肯定的强烈倾向。这是人的本能，人如果遵守正道，这种本能就会转化为责任心。而责任心是可贵的。人如果不守正道，不按孔孟之道或基督教等修养心性，这种本能就会转化为骄傲，转化为野心。我们看到，野心与责任心在外表上是一样的，叫人难以分辨。当然，有人会说，责任心是为国为民，而野心是为自己的权势。这话虽然不错，但有野心的人也会伪装成爱国爱民。有责任心的人也需要权威。这样就难分辨了。毛泽东一辈子都高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都高唱爱国主义。“天下为公”的话好说，人人都会说，但真正作到就难了。那些高喊“天下为公”的人，往往希望别人都为公，他自己所谋的却是为自己的权势和名利。
因此我们要以真理审判毛泽东。毛泽东不走正道，不敬畏天，反对儒学。也抵挡基督。不接受西方正宗政治学，却接受西方的垃圾——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成为恶人的原因。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由于孟子是古人，因此孟子所说的今，对我们来说就是古。毛泽东不是修天爵以要人爵，而是以武力和强权抢夺人爵。人爵就是国家公职（或官职），就是名位。共产党垄断国家的人爵，却说自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难道垄断国家的公职的任命权，垄断名位的授予权，这不是特殊利益吗？有什么特殊利益还比这项特殊利益更大？我们就是要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建立大选制度，确立“选票里面出政权”的伟大原则，实行出版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三权分立等等，使修其天爵的人能获得人爵。使民众敬贤尊能，并选贤择能，从而使俊杰在位。这样才能造福国家，造福民众。这就是孟子的理想，也使孔子“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的理想成为现实。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大动乱、大内讧、大内战、大血腥、大饥荒、大恐怖、大苦难的中国。这不是由毛泽东的个人品性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他走错了路。不仅是他走错了路，而是中华民族走错了路。所有中国人都有责任，都有罪。如果没有人追随毛泽东，毛泽东有力量作恶吗？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比马克思主义先传到中国来，但中国人不接受西方人认为是好的政教学说，却接受西方的垃圾——马列主义。中国本有的孔孟之道，也象垃圾一样地抛弃了。这就是中国的悲剧的根源。文革时谁没有唱《东方红》？谁没有喊毛主席万岁？唱《东方红》和喊毛主席万岁的人扩张了毛泽东的威势，使毛泽东在作恶时信心十足，这难道没有罪吗？有人会说我不责备大歼大恶的毛泽东，反而责备普通民众，这不公平。我告诉你们：上帝爱谁，祂就责备谁。祂所爱的，祂必管教。对大歼大恶的人，不是责备，而是刑罚。我是上帝耶和华的仆人，自然要按上帝耶和华的旨意而行。我严厉地责备我所爱的人，是要救他们。只有耶稣基督福音才能救有罪的中国人。我实在告诉你们：毛泽东已经被我主耶稣基督丢入地狱了，那里是烧着硫磺的火湖，是最可怕的地方。那些追随毛泽东死不改悔的人，也丢入地狱了。他们在地狱受痛苦。他们受痛苦的烟直往上冒，昼夜不得安宁。既然你们都有罪，就该信主耶稣基督。信主耶稣基督，你们的罪就赦免了，就可以得救、得永生上天堂，免下地狱了。
我们研究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中国人吸取历史的教训。要引导中国人确立正确的信仰，同时，建立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这样才能造福国家和民众。如果我们追究毛泽东的个人品性，就会使人民继续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品性，同时也会使人民过分挑剔领导人的品性。这都不好。因为狡诈的人善于伪装，人民难以分辨领导人的品性。毛泽东在世时，谁不说毛泽东品性优良呢？我们要以《圣经》和《四书》来分别好人与坏人：谁的言行不符合圣道，他就是不好的人。他或者愚昧，或者邪恶。总之，不让不守圣道的下流人得势。因为《圣经》说如果下流人高升，必然会恶人遍地而行。同时按西方正宗政治学建立科学的政治制度。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俗话说：“英雄不论出身。”出身卑贱的人不是下流人。而且出身卑贱的人如果按圣道修养自己心性，就可以成为高贵的人。出身王族贵胄或贵族的人如果不守圣道，也会成为下流人或下贱人。这在古今中外有许多例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许多使徒是出身于卑贱的渔民。他们难道不是高贵的人吗？林肯的出身也不高贵，他被称为劈栅栏条的林肯。孟子的出身也不高贵，但却成为亚圣。桀纣都出身于王族贵胄，却由于不守圣道而成为下贱的人。舜也出身贫寒。颜回出身贫寒，而且一直都贫寒，他也是高贵的人。上帝不偏待人。祂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祂也废除国王的位。祂“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上帝拣选谦卑的人，丢弃高傲狡诈的人。上帝喜悦寻求自己的人，祂向不寻求自己的人背脸。因此，人是否高贵不在乎出身，而在乎是否遵守圣道。
附录：
僭主毛泽东及其七个偶像（上）/解龙
(博讯2005年12月09日)
解龙
（本文是刘军涛先生撰写的《僭主毛泽东及其偶像》一书的导论部份，本刊征得刘先生同意，预先摘要发表部分内容，以飨海内外广大读者。因为篇幅较长，分上中下三次予以连载。）(博讯boxun.com)
一，毛泽东与南京大屠杀
距今六十五年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南京被侵华日寇攻陷，疯狂的倭人进城后，对无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血腥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集体屠杀中国军民十九万余人，零散杀害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达十五万多具，被屠杀总数达三十四万人以上。日寇军还大肆奸淫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奸后又被杀害；日寇军向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遭侵入和抢劫，他们经常在劫后把房子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这场大屠杀，是在日本当局策划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战犯的指挥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那么，毛泽东与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关系呢？
据不完全统计，在毛泽东窃夺政权的二十七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中国人民被处决、害死、饿死、斗死、气死（自杀）的被害总人数，有八千万之多，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以上。我们曾经算过这笔血债：
1，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两个月杀害三十四万人，每个月平均杀害十七万人。
2，毛泽东在窃夺政权期间，二十七年杀害八千万人，每个月平均杀害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四人。毛泽东每个月比日寇多杀害七万六千九百一十四人。这是因为，汉奸毛泽东除了是我们民族的敌人，还是制造阶级的凶手（村村见血，红色恐怖万岁），比日寇多了一层杀人需要。
3，毛泽东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他的二十七年暴政，充分延长了南京大屠杀，执行了日寇想做而没有做到的兽行，更彻底、更大规模、更长时间地进行了“三光政策”（杀烧抢光）。例如，日寇抢走霸占了中国人的许多财产，毛泽东则抢走霸占了中国人的全部财产。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泽东则嫌奴化还不够，甘脆关闭了全部学校，其中大学一项被关闭到他死，这仅仅因为他自己考不上大学，只能在大学里短期看管图书（即使连看管图书也不称职）。毛泽东窃国期间的许多“创举”实际上是继承了日寇占领时期的奴化措施，如粮食配给、统购统销、驱民修路、思想灌输、强迫劳改和集体屠杀。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占领军之间这层继承和发展关系，人们迄今还研究得很少，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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