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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文化下的"老三届文化热"

大陆社会总有很多让人不可解的事情,八九年要民主的学生,居然有人抬出了最独裁的毛泽东。而就在九零年前後,毛泽东在声名狼籍的文化革命结束後不到二十年时间中就又热了起来。其实,指鹿为马的事情岂只自今日起,不说共产党,但说所谓知识份子问题就举不胜举。左派文人吴晗协助共产党作过多少罪恶的事情,而他的《海瑞罢官》也的确是为党内斗争服务的,不过马屁拍到马脚上了而已。但是,人们为了否定四人帮和文化革命却硬是要把批判三家村说成是冤狱,把吴晗说成是无辜的。而海外的人也居然跟着"哄"。
   
   九四年回国,毛泽东热似乎已经式微,但遇上了老三届热。我所有的朋友都结了婚,或结过婚,只有一位挚友却仍然在坚持。而在我别国六年後第一次回国探亲时,居然幸运地赶上了他的婚礼。在他的婚礼上,我体会最深的大约是老三届热了。来的人都是当年插队的朋友,他们热火地回忆过去,谈论现在的忙碌,但是我却只是感到,这些拖家带口的中年人,英姿没有了,皱纹多了,朝气少了,老态来了,言谈中的"自以为是"没了少年人的才气,流向老年人的固执。我曾经多次想到,按照生物学的规律,我们这些人老了,最好的时候将要殆尽,但是从来没有这次感觉这么深!而我这位朋友的太太,我只问了她一句话,就更感慨万千,她居然是七一年生。那时,我已经插队两年,已经走上了现在这条不归之路。回国期间我还到白洋淀参加过一次白洋淀诗群座谈会,在不同场合见过很多当年的朋友。老三届的
   朋友都已经不是当年的穷知青,不是当年的毛头小子了。但是在那些意气风发中,我常常感到有一种没落,一种无可奈何,一种江郎才尽。老三届的人的年龄已经爬向五十,他们还能提出新问题吗?他们还在追求吗?他们还能变化、否定、修正自己吗?他们还能给社会、给人生,带来新的内容吗?
   
   人们普遍认为,时下老三届正如日当空,然而,我却从精神上,从对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上深深地感到,老三届已犹如枯萎的秋季之果,深秋的一片薄霜,初冬的一阵寒风都会抖落它。看着这些朋友,和当年相比只有"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咽"的感伤,却没有了"心知去不还,且有後世名"英气,更何谈豪情二字。
   
   九五年回国,老三届热不但没有过,而且报刊上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老三届更加上了两个字成为"老三届文化热"。我去看许良英先生的时候,他很快就谈到这种老三届文化热。对这一热潮的倾向,他感到很忧虑,他让我看刚刚在《读书》上发表的王蒙、陈建功和李辉的对谈,并送给了我一本梁晓声的《九三断思——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嘱咐我老三届问题,不可不注意。
   一、色彩斑斓的"老三届文化热"
   
   在炎热的九五年八月,回国的第一周,我和陈小雅女士谈到老三届文化热的问题,她送给我一篇她写的文章,"'老三届文化热'透视"。这篇文章在《东方》杂志九五年第二期上发表後,《新华文摘》作了转载。八月中旬《光明日报》的文化周刊上头版以将近半版的篇幅显著报导"'老三届文化热'热度不减"。而《读书》等各种大小杂志更是从各种角度不断地谈这个问题。据说由老三届企业家赞助的,根据流行歌曲《小芳》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正在紧张的制作,一部较全面地反映老三届文化和老三届人格的电视专题片《中国老三届》已经由北京电视台投拍,可望在九五年底面世。
   
   据说年初已经在首都体育馆举行过一台大型综合艺术晚会,晚会名为《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参加晚会的有聂卫平、王刚、肖雄、谢园、史铁生、陈凯歌、姜昆、雷蕾、赵炎等。与会者有一万多人,他们分别属於黑龙江、吉林、内蒙、云南、陕西、山西等地的知识青年。很多人带着上中学、上大学的子女。晚会的协办单位之一是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最大股东之一是李嘉明。据说近年来海内外一批企业已经借助"老三届"文化热,把老三届全体作为经济攻关的诉求对象。
   
   事隔三十年老三届居然作为独特的群体形成了所谓"老三届文化热",这真是一个既别致又有趣的现象。所谓"文化"热,陈小雅认为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由老三届组织或由他们动议,与他们社会关系相联系的经济考察和联合开发活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以学校、兵团和地区为单位的年节聚会、聚餐、娱乐活动普遍兴起。
   
   二、以老三届知青生活为对象的一系列的电视剧和流行歌曲的问世。如《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中国知青部落》、《年轮》、《孽债》等。这有力地把老三届文化热推向社会、推向公众心里。
   
   三、一批书籍,老三届知青回忆录联袂登场。如《 啊,老三届》、《草原启示录》、《北大荒风云录》、《难忘鄂尔多斯》、《咱们"老三届"》、《回首黄土地
   ——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中国知青梦》、《老插春秋》、《漠南情》、《老知青聊斋》、《青春无悔》、《苍凉青春》、《知青档案》、《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劫後辉煌——一代知青的人生经历》,以及大型图书《中国知青岁月》、《知青年鉴》等。
    就我所知还有一批图书,如《中国女知青》等正在准备登场,并引起海外的女性主义者们的研究兴趣。
   
   四、当年知青生活的图片及以"老三届"为题的集体或个人书画展览。
   
   五、以老三届命名或为服务对象的餐饮业的迅速崛起。如在北京就有:老三届酒家、黄土地、黑土地酒家、大草原酒家、忆苦思甜大杂院、老插等。这些饭店除了环境布置有强烈的知青生活特征外,很多还在近门处设置"名片栏"。
   
   六、文艺晚会。
   
   陈小雅认为,这种老三届文化热的性格特征,作为毛泽东热的後续,除了和他有着血肉联系外,也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她认为一是作为老三届及其同代人感情怀旧潮流的载体。二是明确的利益诉求。她认为如果说伤痕文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倾向,寻根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关怀意识的话,此次老三届热和当前的经济开放的社会形势相连,有明确的经济利益诉求。三是组成并加剧文化"复旧"或"跨现代"的潮流。
   二、老三届文化热中的"理性主义"
   
   
   几乎和极权社会同龄的老三届这一代人,曾经在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社会造成过极大的震荡,时过近三十年,老三届居然又产生了一个"老三届文化热"。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实老三届回忆在海外也有所反映,如《北京之春》上就一直在刊登胡平回忆评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只是在海外的学人中没有产生老三届热而已。
   
   正如大陆报刊所说的,"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花儿朵朵'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中成长,是十七年正统教育成果的主要体现者。"(《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胡平,"'老三届文化'文化热度不减")那么,老三届文化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引起了很多讨论。王蒙、陈建功和李辉的对话,海外刘宾雁先生对这一对话的批评,甚至王朔和张承志的争论都是在讨论这一问题。
   
   把老三届热完全归於这一代人利益的寻求,恐怕只是片面地考虑了老三届本身,而没有看到一种社会热的兴起,肯定是有社会的需求。那么老三届身上的哪些特点,或说他们诉诸身上的哪些特点迎合了社会上不同的需要了呢?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容易解答的问题,"他们曾经热血沸腾地聆听关於他们这一代人任重而道远的召唤,怀着献身热忱奔赴乡村。他们身上肯定燃烧过集体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有过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好前景的努力。大概正是由於此他们的人格魅力及其命运在今天仍被人们看重。他们的确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一代人的实验,换来了一代人的结论。"(出处同上)
   
   结论是什么呢?王蒙和陈建功等三人的对话看到这种老三届热和时下大陆社会现实的矛盾,用刘宾雁批评他们的话说,他们维护现行社会存在的现实,而完全否定了文化革命中的所谓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而刘宾雁先生则认为这种否定文革,维护现实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是和李泽厚刘再复一样甘当当局的辩护士。他认为,一代红卫兵的理想主义是不应该完全否定的。
   
   "理想主义"问题当然是老三届文化热问题的核心,王蒙等人的刻意批评和刘宾雁先生对红卫兵理想主义部份肯定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一个争论如果你觉得两方面似乎都有道理,那么很可能这是在两个前提下的争论,并没有进入一个同一个讨论问题的范畴。关於老三届的理想主义的争论也是如此。
   
   理想主义在西文中是Idealism,在哲学上翻译成中文是唯心主义,观念化,在一般伦理学上翻译成理想主义。在哲学上它相对的是实在论(Realism),只有在中国等马克思主义国家它在哲学上相对的是所谓唯物主义。一般来说,在後者理想主义的对立面才是物质主义,即我们所说的唯物主义。它的意思是人不仅只是满足物质需要,精神价值对人来说才是最高的价值。然而,精神价值却是有各种各样的,因此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离开价值问题泛谈理想主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希特勒纳粹信徒的理想主义、恐怖份子的理想主义、极端教派份子的理想主义,共产党人及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和人权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尽管他们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但是都是理想主义。就理想主义这一概念来说他们是等价的。所以,任何离开价值问题谈论理想主义都会使自己走入背谬境地。这是我们讨论理想主义首先必须要明
   确的。
   
   刘宾雁先生之所以犯了这个错误,我想主要是因为他从来不想从价值问题上根本否定共产党。因为这样无疑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所以他只有回避价值问题来谈理想主义。
   
   其二,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亦或物质主义。这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必然是多元存在的。不是谁能主导的。因为,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物质主义,表明的是人生活的一种态度。它是由个人气质决定的。正如一个小说家,一位诗人,他是浪漫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这并不由社会环境决定。社会环境和时代可以压抑或刺激他的某些品质,但是不可能无中生有。我是研究科学的,甚至有科学史家把科学家分成浪漫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两派。我想这是有道理的。爱因斯坦最後就是不相信量子论,原因即是这种理论和他的信仰不同,和他的气质不符。科学史家认为,这两种气质造成各种科学理论声称的道路和方法不同,各种理论结构的不同。人们可以由此感到在它深层存在的思维的韵律的不同。人们既不可能完全把人改造成同一种气质的人,也不应该有这种改造的企图。
   
   在多元社会中有的只是,某些时候理想主义者产生的影响大,某些时候又是那些现实主义者,物质主义者占上风。
   
   事实上,用"理想主义"来描述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所造就的两代人是不准确的。这里还是有各种类型的人。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接受了共产党建立在乌托邦基础上的极权理念,接受了完全意识形态化,而对於其他的人,例如现实主义者、物质主义者们来说,仍然不过是一个适应现实问题。那个时期表面上似乎是如我们上文所说的"理想主义"产生影响比较大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一元政治的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每个人已经从共产党刚刚执政时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到了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意志。一切以最高指示为转移。这和正常社会的人格的多元化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因此,用"理想主义"来描述是不确切的。陈建功对红卫兵的理想主义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很多红卫兵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狂热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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