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法问题：描述、比较和评价

    邓小平去世，使得他最後二十年作为一种历史时期成为人们研究的历史对象。今天，人们在讨论邓後时代的问题与对策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描述和评价邓小平时期。它导致人们对邓後时期的不同评价和认识，不同展望和努力。 人们在对邓後问题的讨论中，往往首先面临的是对邓小平最後二十年评价的讨论。它究竟导致中国进步了、好了，还是坏了？这种讨论使得争论莫衷一是。因为它不仅牵扯到价值判断问题，还隐含着历史进步的一元观。这种讨论导致把问题意识形态化，而较少有建设性、启发性。因此，关於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描述研究，作者愿意回避这种争论，而采取卡尔·波普所说的方法： “历史解释主要是一种观点，其价值在於它是否富有成效，在於它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力，能否引导我们发现新材料，并帮助我们把材料条理化和连贯化。所以，我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教条式的断言，尽管我有时也会大胆表达我的看法。”（《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中文本，山西出版社，1992年，第180─181页） 作者认为，采用描述的方法描述邓小平时期及其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这种基础上和其它的历史时期对比，才能更多的发现问题。而在描述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描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优与劣，则在於这一理论框架是否能解释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将出现的现象，是否能自恰，而不需要更多的假设和不产生背谬。 作者在这里还必须说的是，理论在这里是一种描述和解释的手段，它不具有一元论那种质主义的特点。 与其讨论进步与否，讨论好坏，不如采用描述，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把握它产生和遗留的各种问题。很多对邓小平时期进行历史总结的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而匆匆进行关於邓小平时期的好与坏，进步与否的争论，如果仔细探索，他也许会发现，自己竟然在用一种和自己本意背道而驰而的理论，他竟然用自己的境遇，如出国与否，取代了历史描述。

   二．理论─描述框架的辨析：极权主义的两种表现

    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任何描述都通过自己的描述框架组织材料和分析材料。 邓小平究竟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还是和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乃至波尔布特一样，是当代最大的极权主义者之一？如果说“改革”、“极权主义”在这里首先只是作为中性的描述工具，那么，在做这种辨析之前，我们应该辨析这些描述框架的准确含义，即我们所说的“当代极权主义”是什么，具有那些特点。

    （1）教条的极权主义 卡尔·波普和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思想家把当代希特勒和共产党政权称为极权社会。在关於政治统治制度的比较分析中，极权主义概念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中心的范畴。极权的统治制度是作为以自由民主为特征的政体的对立典型而讨论的。极权主义理论研究者都认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政体，同样对於前苏联，乃至二次大战後出现的东欧各国，甚至中国的共产党制度，显然不是由不同传统的独裁专制政体形式的发展形成的。对於这个题目的研究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的是，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制度几乎具有同样的特征，至少它们是非常非常近似的。这种研究涉及的是一个新的，结构独立的，并且仍然在进一步发展的、统一的统治体制。 极权主义的统治制度和以往的独裁专制、暴君，拿破仑的军事专政不同。在C.J.Friedrich（Totalitaere Diktatur, Stuttgart, 1957）、F. Neumann（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34）、汉娜·阿伦特那里，它具有以下六个特点：1.一个官方的意识形态，2.一个唯一的政党，3.令人恐怖的秘密警察，4.新闻垄断，5.武器垄断，6.中央控制。 卡尔·波普更用封闭社会的理论具体描述了当代极权社会。他常常用以下术语形容封闭的极权社会和极权主义者的特点：教条的，反科学的，集体主义的，原始主义的，静止不变的，兽性野蛮的，魔术的，禁忌的，僵化的，神话式的、玄想的，民族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的，直接流血暴力等等。和这些相连还有缺乏生命力、甚至倒退的基本倾向，限制约束，封闭隔离，僵化反动等等。（卡尔·波普，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1962，中文本（只有第一卷），《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卡尔·波普，山西出版社，1992年） 波普在这里描述的是典型的教条的极权主义。 教条主义的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现一个意识形态固定的世界观。为了这一目的，怎么干都可以，唯独排除任何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偏离。人们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些教条，并把它作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唯一判据和出发原则。政治目的一旦确定，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任意的，是否对目的有益是唯一存在的问题。在极权主义的任何变化的开端，政治上的所谓“理念”就把它推向极端，对这种理念来说，所有其它一切只能是手段。这种由国家来实现、并且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自身就是目的，其它都是这一目的的手段。对於教条的极权主义来说，权力也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唯一的自身的目的，尽管他从一开始就要单独垄断权力。 教条的极权主义在形式上的特点是：目标的极端主义，和方法上有用就是真理的工具主义。对一切政治行为，极权主义的孪生公理被它们表述如下： 一．它的教条规定了它的目的是绝对的自身的目标，不允许任何对它的讨论。 二．目标使得它的手段神圣化。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成为这种极权主义的内容的标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它的典范。教条的极权主义以意识形态作为它的认识的核心，并把它扩大成为和教条紧密相连的学说。 在它的乌托邦的规定中有道德的高要求和幸福观，它唤醒了天堂的幻想。极权主义要么力图掩埋残存的人性，要么把它们变成公开的生活谎言。典型的教条的极权主义有两个标志，其一是为了保持正统的教条，不断的清洗，其二是为了拯救作为乌托邦的意识形态而偶然的产生的“造反”行为。这在斯大林和毛泽东那里都是如此。

    （2）充满投机性的、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 然而，波普所说的教条的极权主义却不能完全描述一切极权主义。在阿伦特和其他研究极权主义的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和上述不同的特征，如放纵，乃至挑动刺激的极权主义的特征，Spinner 指出，极权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主动活跃的，不是僵化，而是运动变化的，不是倒退，而是进步发展的，不是教条不变，而是充满投机性的机会主义和革命主义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一切可能性来说它是“开放”的，在论证它的意识形态上而借用的技术和实践化的方法论上是“科学”的，在运用恐怖上是“理性”的。极权主义的特点不是建立新的限制约束，而是完全相反，他们不断地越过旧的限制，挣脱已有的束缚，扬弃传统的约束，乃至想不可想象的事情，使僵化运动起来，把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极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和主要的现象形式：即教条的，无信仰教义的，乃至无信仰教义、无国家的极权主义。（Helmut F. Spinner, "Popper und Politik", Bonn, 1978 ） 对这种极权主义，阿伦特说，在毁灭一切传统的目标、价值、规范、规则、形式、方法和正常的可能和非可能性上的原则意义上，极权主义是一种在政治上“充满投机性”的最邪恶的激进主义。（H.Arent, Elmente und Urspruenge totaler Herrschaft, Frankfurt,1962, 第698页，中文本，《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社，1995年）他以极端的一体化毁灭了社会。他无限地把社会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在政治目标的设立上，方法手段上毁灭了政治。他肆无忌惮地处理和清肃个人而毁灭了自立的人格。他以把目标变成手段而毁灭了一切目的。他把它们变成了仅仅是权力政治的手段而毁灭了自己拿来作为学说的理论。最终，他甚至毁灭自己。因为，至少从长远、有时甚至短期来看，他过分极端的权力要求，在考虑他所遇到的抵抗和究竟有多少可能性上，他由於自己的无能而失败。 Spinner 说，“极权的激进主义首先粉碎的是他自己的教义，他以没有教义信仰的机会主义原则牺牲了教义。本来纲领意味着不给机会主义对於事情和可能的适应以任何存在余地，但是，他却把没有信仰学说的机会主义原则变成‘纲领’而最终粉碎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希特勒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从头到尾，竭尽一切天才、荒谬并极富成效地在世界舞台上成熟地为我们上演了这幕教学剧。”（第457页） 没有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对於极权主义运动和遵循它的政治来说意味着： 没有任何原则；与之而来的没有任何纲领；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不择手段。 希特勒所说，一切都可能，一切都允许；邓小平所说，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极权主义的特征。

    （3）无信仰学说的极权主义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A.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物：极权主义的“机会主义革命” 机会主义的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运动的必然发展结果。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 Die Revolution des Nihilismus, Zuerich und New York, 1938. Die Zeit des Deliriums, Zuerich, 1947. Gespraeche mit Hitler, Wien, 1973.）曾经描述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第二阶段的革命，“无信仰学说的革命”。事实上，斯大林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邓小平式的改革也是如此。他认为这虽然是一个背谬，但是却肯定是专制的变形。劳施宁在解释这种极端非常规的极权主义的意义的时候说，“这个标志为无信仰学说的革命，是由具有完全绝对约束力的世界观的严格性装备而来的。尽管如此，对事实的这种认识仍然是克服今天德国的状况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它是一场革命，虽然它的本质是以迄今为止人们所不熟悉的破坏狂和残暴为特征，并且完全没有任何信仰学说所标志的。这场无信仰学说的革命具有特别的危险，它所表现的完全的虚无主义肯定会导致政治结果。在它的毫无任何前提假设中没有最终目的和与之相连的动机，它在时空上无限的本质涉及的是极权和永恒。没有任何方向和限制说明了这一运动的危险。它转而反对一切，无处能找到满足。”这种没有信仰学说给予极权主义以一种“完全新的特点”，它揭示了“到今天为止一切范畴的欠缺”。（劳施宁，1938，第86─87页） 劳施宁认为，极权主义的运动在希特勒那里就是一场没有信仰学说的革命。作为最大和最持久地把握权力的政治思想，没有信仰学说是极权主义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中，希特勒和邓小平的意义远远大於任何教条主义的极权主义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