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的新衣：人文领域的变态

   　　《开放》三月号刊出茉莉对德国瓦格纳教授的采访，又弹起十多年前老题目，中国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问题，不过，这一次变了调。这一切令人感到人生的可悲和荒诞。某某候选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传说已经多年。在这个传说风头正健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敢于出来说不。大学、基金会，一些报纸和刊物，乃至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教授，甚至压宝此。那些不入流的散文和诗，在各个刊物上如入无人之境，真的如皇帝的新衣那样。到今天,居然在中文中，"诺贝尔奖候选者"成为了一个头衔，成了诗人的新衣。在文学领域中，诗人的新衣比世俗社会中皇帝的威力还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十几年前，汉学家们的鉴别力哪里去了呢？中国知识界的鉴别力又在哪里？！

   　　《开放》四月号刊出曹长青写的"大师们不敢向暴政说不"，文章鞭辟入里地揭示了那些萎缩在独裁者的羽翼下，虽然偶尔有呻吟的各位专制政权豢养的大师们的真相。然而，人们也会要问，大师们难道能被豢养？！豢养能养出大师？！豢养和大师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即使在极权社会也可能产生自己的大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生在专制制度下的大师绝对不会象张承志、梁晓声一类人如鱼得水。知识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大师"所具有的"才能"和"感觉"必然使他们感到彷惶、孤独，痛苦不堪。帕斯捷尔纳克如此，肖斯塔科维奇如此，索尔仁尼琴也如此……。其实，岂只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作家，生活在一般社会的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言论自由，但是，知识和生命的追求与尘世现实的冲突，依然使他们?望。卡夫卡如此，海明威如此，加缪也如此……。当代中国无大师，共产党的统治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的追求超出它所允许的范围，它不会容忍任何与共产主义文化相悖的文化现象存在，它更不会容忍任何人的自由创作精神生存，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成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一般来说都是值得分析的。

    但是，最近二十年来，在海外和中国大陆有可能做出一些交流的时候，包括汉学家在内却没有人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工作。如"共产党"的"文化部长"王蒙，作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王蒙"，其首要问题是"作品"和"人品"问题，即更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文学品质问题,而不是如瓦格纳教授今天还在说的，何时读过红楼梦的问题，了解与否世界和中国古典的问题。但是，王蒙和那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并且在"学界"代替共产党把握权力的知识分子，在如今的汉学家那里却是或作为中国的"异议"作家，或作为传统中国学术的代表介绍给西方一般民众和学界的。这些在共产党社会成名的第二代、第三代作家、及知识分子,近年来在大陆掀起的潮流则是打掉真正的大师，如鲁迅、陈寅恪，取而代之，对于如此还不尽他们意的汉学家则放肆地攻击谩骂。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没有人对皇帝的新衣表示异议，就会有更恶劣的发展。错位的中文世界，几近荒诞，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二．极权主义文化：片面西化的错向发展

   　　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变化标志是一九四九年。从那一年开始，极权主义文化全面统治了中国大陆。应该说在四九年以前，在剧烈冲突中挣扎的中国知识界，不管它实际上已经具有哪一种倾向，由于仍然是多元的，所以还是正常的。然而，自四九年共产党全面取得政权，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后，中国社会和知识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共产党所建立的极权主义文化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整体的思想方法，一元论的进步观。这种思想，常常或是确信历史发展有一确定进步规律，或是追求一种乌托邦。二．伴随这种观念，多用抽象的大而空泛的语言，如历史、宇宙、人类、阶级、革命、神圣、伟大、崇高。语言晦涩，概念含混则是这种整体的思想方法另一种表现。三．个人让位整体，牺牲个人和个性；多用历史和阶级压制个人的基本的爱和追求。四．这种教条僵硬的直线式的思想精神框架必然造成精神思想的封闭，造成对其它文化、及历史和传统的排斥和极其偏狭的有选择接受。这种排斥则必然造成人性和文化的蜕化。主题先行是第一个特点的产物。阉割和扼杀个人的基本冲动，内容和语言的"假"、"大"、"空"则是另外两个特点的结果。党同伐异、进行文化上的"革命"则是这种思想和文学的最终产物。在一般多元社会，当没有能力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则表现为关心抽象的文化问题，远过于具体的、经验的、分析性的问题研究。玩弄晦涩概念，讲谁也不懂，其实自己也不明白的黑话、沽名钓誉，则是这种文化的变体产物。这种整体的、单线的思想方法必然造成心胸狭窄，它是那些地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缺乏宽大胸怀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的思想。这就是左派思想很容易受到第三世界的某些知识分子欢迎的原因。

   　　虽然上述特点是极权社会的文化的典型特征，但是，它却不只存在于极权社会中。共产党的掌权，只是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为它的存在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使它能得到淋漓尽至的发挥。这样一种极权主义文化的特点实际上在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其后的革命文学和左派文学，和其它知识和文化的追求上就已经存在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共产党不但是通过他的很多"党员知识分子"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组织和出版物，如左翼作家联盟等，而且在当时的知识界的气氛上，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现实，阶级、救亡等主题文学占据了创作上的主导。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薄弱，由于其它流派的追求者的人格的苍白，因此，在现实中造成连鲁迅也很难完全和这种左派文学划清界限。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人，如夏志清先生对鲁迅的评价事实上也受当时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很大影响，也出现偏颇。除去周扬、夏衍、翦伯赞这类的"文人共产党"不论，茅盾、丁玲等左派文人在当时的文学，及其政治、社会活动中都已经具有上述特点。所以他们后来成为"共产党文人"完全是必然的。而生于或曾经成长于那个时代的王若望、刘宾雁、苏绍智、戈扬等今天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则也基本上是在这种左派文化气氛中过来的，甚至自己就曾经参与过。

   　　事实上，可以说，极权主义文化是上一代知识分子"自觉""主动"地参与造就的。而生长于四九年后的几代知识分子则是在他们的"更加片面"的革命文化，即极权主义文化的影响下成长的。和西方的某些有良知的曾经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不同，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即使在他们自己也遭受迫害时，甚至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被赶出国门时，在思想上也没有真正地反叛，反思过。至于其后代知识分子，例如所谓"文革一代"和"八九一代"的不同，除了某些变化外，蜕化则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左派文化在多元社会中，也有很强的蜕化发展趋势。例如，在科学史研究中，那种极端的亵渎伟大的科学家的精神，把一切庸俗化的倾向，极端的性解放、女性主义，乃至地域主义都不仅造成参与者的精神堕落，而且摧毁了正常健康的伦理规范，对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这种极权主义及其文化，这种左派文化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而是近代西方伴随自由主义传统的一种反动产品。二十世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形势助长这种左派文化。

    在三、四十年代，左派文化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具有很大的势力，许多著名作家，如罗曼·罗兰、纪德、凯斯勒、阿拉贡等人都或曾经受到它巨大的影响，或本身就是典型的共产党左派作家。十月革命一生炮响，不仅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送来了伴随它的左派文学。历史和政治现实，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先是追求"富国"，后来则是"救国"、"民族存亡"，这种整体的考虑从根本上助长了这种思想方法和文化形式。全盘西化的呼声，加速了这种片面西化，片面西化的结果不仅排斥了其它的西方文化倾向，而且摧毁了民族文化。这在四九年后全面得到展示。因此，本世纪以来的根本问题，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片面西化。误解"启蒙"，马克思主义、德国反理性、反西方传统的进入；革命文学和左派文学的进入，及和中国文化中某些相应因素，部分知识分子反西方情绪的结合，这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知识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主要问题。给中国社会带来如此负面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后来那些提出"救亡压倒启蒙"原因论的人，近年他们又提出的极权社会只需改良，而要告别革命，并"自誉"为后马克思主义，其所表明的是他们的思想方法和精神仍然沉浸在极权主义的文化中。因此，人们仍然不可低估其消极影响。它告诉我们，中国知识界的错向发展仍然在继续。 三．聪明的夏志清：错位的时空

   　　冷战初期，左派，尤其是在文化、知识界中，借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势头，及二次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整个世界上继续占据强有力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时候，夏志清先生，写下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部书中，夏志清先生第一次把张爱玲和钱钟书作为文学家，给予超乎寻常的评价。他认为，张爱玲的《秧歌》是部不朽的小说，《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认为，他们两人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能够突兀拔起，提出这种看法，表现了他超乎寻常的判断力、才智和勇气。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应该说对人们在文学和人生上的追求肯定都是一种力排众议的促进。但是，夏志清先生当时可能没有料到，他的这些正确判断在此后几十年后竟然要自己为它下注脚。

   　　其实，聪明的夏志清先生可能只是在转瞬之间没有料到世间对他的著述的另一种反应而已，读者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夏志清先生其后的微妙变化。在张爱玲死后，他在悼念张爱玲的文章中，夏志清先生几乎是自言自语地为他的这一论述辩护，"早在1957年、1961年我挑选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中国作家'，一点也没有错。（当时大陆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但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本来这种评价对于当时在海峡两岸声望正如日中天的张爱玲，是不必辩护的，然而，多年来夏志清先生一直用这种方法暗示他还有话要说，这一次在张爱玲去世的悼念中，聪明的夏志清先生终于说出在这辩护后的另半句话。"'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