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他成长的那个时代，夏志清先生就不必再把这句话牙青口白地说出来，但是，不幸，《中国现代小说史》蜚声于另一个时代，一个才能匮乏的中文世界，一个没有天才和大师、庸碌的时代。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评价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就自然走了味。张爱玲的不凡之处在于，在四十年代，左派，革命文学甚嚣尘上的时候，她写出那种纯粹文学性的作品，描述出那个时代。和那种充满革命口号和革命情操，带有非文学眼镜描述社会的作品相比，张爱玲是出类拔萃的。张爱玲的不凡之处还在于她的中文文字的功底，她的文字干净清新，然而，人们不应忘记，和前辈作家相比，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白话文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至于对社会的观察和生活的感受，张爱玲也有她的聪明独到之处。这一切，到五十年代，虽然张爱玲并没有更多的力作问世，却由于时代更加矮小，愈益显示出张爱玲的卓越。但是，生在特殊时期，生在中国的张爱玲，如果离开政治和社会纯粹评价她的文学价值，她却最多不过是在文学的基本要求上加上了一点自己的聪明而已。

   　　也许这就是生活在黑暗时期，停滞时期的特点，作家花费最大量的气力做的是，克服各种对文学的扭曲，而不是文学的创作。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悲剧，对评论家来说是一个危险。如果把各种停滞时期作家的相对努力绝对化，那就不仅会损害作家的本来意义，也会影响到转型时期的气氛。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纯熟地掌握了文字和文学的基本技巧，但是，和托尔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卡夫卡等大"家"或称文学大师相比，和中国的曹雪芹、鲁迅等大师相比，张爱玲是一个通俗作家。张爱玲的作品，以及她的名言"成名要早"和她处心积虑的尘世生活，都使我们看到，她的观察和描述清新，摆脱了社会和环境的束缚，然而，却远远没有超越社会和人生。作为作家和一般人的张爱玲的最大的特点是一个"俗"。这个"俗"字既使她写出活生生的生活，让人们看了叫绝，心跳，又使她追求尘世生活的各种"噱头"，戏剧性效果。这个"俗"既使她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使她终于写不出任何超越时代的，象《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永别了武器》、《审判》，那样的传世作品，也使她终于不能和鲁迅同日而语。

   　　本来，张爱玲的"俗"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在于对抗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学的亵渎，还文学于它的真正面目，还人们以真正的生活。而在这种意义上，这个"俗"字和"真"字是血肉相连的。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正在于此。然而，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推崇，和张爱玲到了下一代人手里，却只剩下一个俗。经过半个世纪，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已经深入到人们骨髓，这甚至包括港台和海外的作家，它没有消退的意思，而是辗转到"庸俗"来维持自己的存在。继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对文学和人们精神的阉割之后，居然张爱玲的"俗"字今天也成为那批文人继续阉割文学和人们灵魂的一把刀。

   　　至于钱钟书及其作品《围城》也是如此。钱钟书智力超人，但是，学术和文学成就却并不是一个仅仅依靠记忆的活动。它其中融有对生活的爱，追求和创造。它不是知识的陈列，而是一种洞穿和超越。就其文学价值，《围城》甚至不能和张爱玲的作品相比，至多是一部票友作品。但是，钱钟书的这部文学作品，在那个时代却确实具有意义。也许应该说它具有很大意义，然而也只是在那个时代。一个旋律适合一个环境场合，时空错位就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在特殊时代产生的旋律。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和钱钟书的作品的评价都没有错，但是，时空错位，几成荒诞。人们至今仍然在读百年以前，乃至数百年以前的大师的作品，《红楼梦》、《红与黑》、《复活》，人们可以预见百年以后,人们还会喜爱《阿Ｑ正传》，《丧钟为谁而鸣》、《城堡》、《局外人》和上述作品。但是，在夏志清之后，突然被中文世界吹捧到顶点的张爱玲和钱钟书，哪部作品能够和前述作品相比。以后也许会有人读他们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却都是只具有时代的意义，它们没有超越时代，没有刺穿人性和参透人生的惊心动魄。那时，人们就会看到夏志清之后的喧噪，几近荒谬。

    其实，夏志清之所以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庸碌的、没有大师的时代，也几乎是必然的。虽然在西方的多元社会中能够造成有左派倾向的"大师"，但是，究其本质：其文字、概念、思维方法，对文学和生活的认识，革命文学，左派文学却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文学和生活气氛，不可能造就大师。左派文学生于病态的环境，造就病态的时代。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从左派文学发展到极权主义文化的全面统治后，没有深刻、痛苦的反叛和反省，继之而来的不是侏儒当道才是怪事。失去个性，失去灵魂和精神的左派文化，极权主义文化所培养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接受的只有"庸俗"。当代大陆文化，及其知识分子淋漓尽至地表现了这种特点。 四．汉学家的两把刀：错位的学术

   　　海德堡大学瓦格纳教授在访谈中说，中国知识分子不承认西方的影响。其实，恰恰相反，反观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活动，他们不仅重视、承认西方的影响，而且很知道如何利用这种影响. 从四九年到七九年，中国大陆社会整整"完全"封闭了三十年。它名副其实地是社会封闭、政治封闭、思想封闭、文化、知识封闭。诚如瓦格纳教授在有一次和笔者讨论时所说的那样，这种封闭没有知识分子的配合、协作，是不可能成功的。生长在开放社会中的人可能会想象不到，开放初期，西方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很多声名都是依靠西方的媒体创造出来的。魏京生是一个例子，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有许多因为言论而被问狱的人中，只有魏京生获得了巨大的名声，相对王希哲则没有那么幸运。其他身陷囹圄的人甚至又没有王希哲那样的幸运。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反抗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另一种文化空间的发展，确实要感谢西方关心中国的每一个人。

   　　然而，这其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当被极权主义的政治及其革命左派文学统治封闭多年后，极权主义者由于统治需要，要发展经济而不得不有所放松，稍微开放时，中国知识界首先面对的是西方汉学家。细点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成名的一些年青知识分子，人们必须承认，西方汉学家协助造就了八十年代以后大陆的知识气氛。当代西方汉学家在西方社会中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一方面和前述所呼应的竟然是，西方汉学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左派，甚至是极端的左派、毛泽东主义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汉语的艰难，很多学语言出身的"汉学家"，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专业却不是行家。这一点尤其在欧洲尤为显著。在美国，对中国各类问题的研究是分散在各问题相应的专业系或研究机构中，在欧洲则一揽子都在汉学系中。这为真正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汉学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即不再是对中国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前辈史家傅斯年先生曾经说，汉学的中心是在中国，当代人类学家张光直在接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时说，"要"把中研院办成当代汉学中心。这一细微变化就是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起伏的结果。它值得人们思索的是，不是学术成果造成这种结果，而是西方在政治和物质实力的强势，和中国知识界的心态。因为，且不论对中国文字典籍的掌握，汉学家仍然远不如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港台海外），即便说到汉学家所正确看到的、且鄙视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糟糕的思想方法问题，即治学方法问题，那也是如本文所述，是西方左派，"来自西方"的"共产党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中国知识界的不正常的心态，盲目崇洋心态却是近百年来的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它甚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到如今，要想使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民众在对待西方时恢复正常心态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汉学家现在转而用另一把刀来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分子时，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应该拒绝这些批评，但是，汉学家们应该想到，一些被某些汉学家所看不起的"学养"不足的大陆知识分子名人，汉学家们对于他们的成名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即便那些共产党舆论制造出来的名人，如严家其、金观涛等人，汉学家们不也没有任何批评地进行了推波助澜的工作吗！尽管事过境迁，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自圆其说并非容易的事情，象夏志清先生那样说了聪明话的人还要亡羊补牢，更遑论其他了。

   　　瑞典的马悦然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经说，北岛创造了全新的中文语言，顾城是一首会走路的诗，杨炼继续了先秦。其后马悦然先生象夏志清先生那样，婉转地提到他和北岛谈起三十年代中国诗人的诗歌，北岛显然不了解。现在，在瓦格纳教授的谈话中，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如果你问马悦然他本人想不想给一个中国人颁奖，他会说北岛可以，但是如果你继续施压追问，他也许会说，在差不多一百多个人可以获奖时，可以提这个北岛。但是如果你缩小到五十个、二十五个或者五个人，甚至一个人中，我想，即使由马悦然一个人做决定，这个奖也不会颁给北岛。你看北岛的诗也有很大的问题，他最早的诗有很超脱的独立性，他的意象和比喻个性很特别，但是两三年以后，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倒是有许多中国画家到了西方，有了很大的突破。"（《开放》，99年3月号，"中国作家没资格拿诺贝尔奖"）

   　　对同一个北岛和这一代诗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李欧梵先生则在他为北岛诗集写的序言《午夜歌手─谈北岛的诗》中有另一种论述。（台北，《联合报》副刊，95年10月10日、11日）对于北岛前期作品《回答》一诗，他说，"我认为这只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当然，念起来，用北京青年那股京片子腔调，'我─不─相─信！'（重音应该放在'不'字，并故意拉长）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我们很容易在北岛早期诗中看到他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特征：惯用宏大的抽象名词（譬如时代、历史、真理）和充满激情的意象（如大火、燃烧）以及与大自然有关的字眼（如太阳、雷电）。""对我而言，一个诗人最珍贵的一点是他作品的特色和视野，所谓自成一体,对北岛这一代人真是谈何容易，因为我认为诗人的风格不能建立在艺术的真空，而必须和其所处的文化和语言作不停的'对话'。北岛这一代人的文化资源是贫乏的，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无从接触中国传统，仅能偷偷地从早年翻译的西方文学（当时是'内部'读物）中找寻滋养，并用之来对抗主宰一切生活的'毛文体'。然而，在这种环境下，语言的自觉性变成了一个颇为困难的问题：什么才是诗的语言？什么才是诗人自己的语言？文学的语言和现实的语言关系如何？又如何从现实中引申出诗的语言？这一连串的命题，当我在一九八六年在上海的一个学术会议中提出的时候，有些大陆的当权作家对我颇为反感，而那些对我的看法有反感的人当然更不满意《今天》所刊出的所谓'朦胧诗'，并斥之为艰涩难懂，而我却觉得这些年轻诗人正在作语言上的初步尝试，《今天》上的很多诗都是习作，并不完全成熟。而恰在此时，西方汉学家发现了北岛，一时惊为天人，视为奇才，并附带把《今天》杂志视为'地下刊物'，吹捧有加。我虽忝为'汉学家'，却自视为北岛的诤友，默默地看他在诗作中挣扎，当然我的基本态度是同情的，但也在文章中不乏批评。"他认为，北岛在近期作品中得到第二次解放，逐渐有了"比较完整的'个人'─一个诗人的'主体'。"北岛"近期的诗写得越淡，味道反而越浓"，"希望台湾的读者不要以台湾的尺度来衡量它，而以开放的艺术眼光胸襟和情感，来体会它内中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