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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良英:致仲维光——关于李慎之批评的几个问题

   编者按:此信经许良英先生本人授权,在此摘要发表。】

   维光:

     7月19日来信,7月28日收到。花了一个整天功夫看完了你二万多字的《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感到非常吃力。文中有些论点我是同意的,但有不少重要论点我不能同意。你说的问题竟如此多,如此广泛,要逐一讨论,没有两三天不可能,而我还有自己的工作……。

     现在来扼要谈一谈对你的文章的读后感。

     我觉得,对李慎之、顾准这样的人的思想评论,首先应针对他们具体的论点,而不应该停留在抽象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这类空洞的议论中。你要批判极权主义,首先应理解极权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是一种意识形态。至于抽象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你唯一看中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结构问题,联系更是远了。同是极权主义的Nazi德国和Stalin俄国,它们的哲学思想并不一致。而Totalitarianism作为一个哲学流派,20世纪初由英国人Smutz创立,与政治上的极权主义毫无关系。这是我大学一年级时从Eddington的名著《The Nature of Physical World》中读到的。在哲学史上,主张唯物论和一元论的哲学家很多,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是反对专制的,更不用说会与极权主义挂钩。例如古希腊原子论创立者Democritius有具名言:“在一种民主制中受贫穷,又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17世纪荷兰的Spinoya,既是一个坚持一元论的理性论哲学家,又是一个把天赋权利、自由和民主结合起来并加以论证的政治思想家。

     在你这篇论文中,把Popper和Thomas Kuhn的思想奉为经典,是不可取的。Poper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Kuhn否认科学进步,认为Aristotle的物理学与Galileo的物理学是不可比的,都是不顾历史事实的瞎说。Aristotle说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快,Galileo用落体试验否定这一论断。这不算“比”吗?至于真理是否有客观性,请你读一读Einstein1930年与Tegore的对话(《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pp269-271);Einstein的论点是代表绝大多数科学研究者的,他在很多文章中都明确的宣扬这一论点。记得1986年,我向你们强调说过:我们研究科学思想史的人,应该比各派哲学家都站得高,看得远。任何一派哲学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要吸收,但决不可拘泥于任何一个派别的框架。Einstein1949年《对批评的回答》所说的,科学家不容许“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的体系”,也就是这意思。哲学家为构成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总是要把一个合理的论点推向极端,结果就往往是荒谬。例如Poper,他的证伪分析是很有价值,但当变成了“证伪主义”,否认科学理论被实验证实的可能性和真理的客观性,这就与真正的科学方法背道而驰了。这在你的论文中有多处反映。如说“一切知识都是一种推测”。你能说“我今年83岁”,“人总是要死的”,“太阳总是从东边上山,西边下山”这样的知识是一种可能错误的推测吗?人不是生活在虚幻的推测中,而是生活在直接可以接受的现实中的!科学理论大多也如此。原子论在古希腊时纯粹是思辨性的猜测,到了Dalton开始成了科学理论。今天,通过纳米技术,可以直接观察和控制几个原子的排列和运动,没有理由认为原子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推测。

     文中多次提到宗教问题,认为“对于宗教问题我们什幺都不能说”。从逻辑实证论看来,确是如此。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凡是生活在社会中并关心社会的人,都有权利说说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感受。Einstein对宗教问题就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爱因斯坦文集》第一、三卷中有5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你虽然也一再提到Einstein的“宗教感情”,但理解并不全面。你认为Einstein的宗教感情是与“敬畏和恐惧”密不可分的,可是Einstein并不是这样看的。他1930年在《宗教和科学》一文中,分析宗教有三个发展阶段:(1)恐惧宗教,(2)道德宗教,(3)宇宙宗教感情。他认为,一个“真正严肃地接受因果性假说的”具有宗教感情的人,“用不着恐惧的宗教,也用不着社会的或者道德的宗教”;“一个人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以及社会联系和社会需要上;而宗教基础则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死后要受罚和希望死后得赏,才来约束自己,那实在是太糟糕了。”

     关于“启蒙”我不完全赞同你对Kant的定义的引伸,而主张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本意上来理解启蒙。Russell在1959年的《Wisdom of the West》一书中对启蒙运动有个简洁的说明: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对自主的智力活动的重新估价,正如按照字义所说的,其目的是要对以前受黑暗笼罩的地方传播光明。1997年去世的Isaiah Berlin在1956年的《The Age of Enlightenment》一书(此书是我1983年在Boston一家旧书店中买来的)中有这样一段隽永的话:“18世纪最有才能的思想家所具有的智能力量、诚挚、坦荡、勇敢,以及对真理的无私的爱,是迄今无与伦比的。他们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也是最有希望的时期。”中国要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半个世纪的极权统治的黑暗走向现代化,必须经历这样的启蒙阶段。当然,负有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首先应启自己的蒙,这也正是我十多年来一再强调的。

     你文中说,把Revolution理解为“革命”,是从Copernices开始的,不知道有何根据?20年前,我在《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哥白尼革命”是双关语,因为哥白尼的著作《天体绕转》中的“绕转”的拉丁文Revolutionibus和“革命”是同一个词。所谓革命,原来指的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个概念(词)在Plato和Aristotle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决不是到16世纪才有,而它首先是政治概念,以后才被引伸到科学思想领域。你文中所说的历史过程正好倒了过来!!

     最后谈一谈文化传统问题。我估计你对李慎之最不满的是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可是你文中只字不提他的具体论点,只说了一句:他“还在教室外”,既不能说服人,态度也过于傲慢,只能引起人反感。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评价,你和李慎之一样,在近十年来都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只是方向刚好相反。他原来自命是“半个新儒家”,1999年开始醒悟。……你如果真想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应该先认真地读一读他2000年那篇论文。由于我们以前就中国文化传统问题在信中已争论过多次,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

     祝你和学文

     都好!!

     许良英2003、9、1

   (《民主中国》2003年10月号)(10/2/200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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