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

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
　　李慎之先生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悲伤和对他的追思。在对他的悼念中由于牵扯到如何推崇他，因而也引发了随之而来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问题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九八年到德国图宾根参加会议的时候，本来笔者已经和马汉茂教授联系好，会后邀请他到波鸿大学来讲演，其后由于他突然中风而不得不中断在德国的旅行，因而擦肩而过。但是，从去年以来，笔者有幸接触到很多许良英先生和李慎之先生就一些问题讨论的文章和信件。这些信件的严肃、认真、坦率使得笔者对这位究其一生可以说是浸淫在共产党文化精神中的老先生增加了很多的敬意。因为尽管他甚至参与建造了这个文化，但是，他宽和、朴实、坦率，身上仍然保持着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同时看到，时代和经历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虽然在他最后十几年中，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我认为，他在知识结构和精神上基本上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范畴。他的学术观点和讨论问题的方法，是我所不能苟同的，因为他使用的还是共产党宣传部的方法，使用的语言、概念，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意识形态式的。
   　　我这样说，不是为李慎之先生贴标签，而是可以通过逐句逐字地分析李慎之先生最近十年来的文章和书信，来研究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精神究竟是怎样。我认为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李慎之先生是自己也感到的。
   　　笔者之所以说出这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论，是因为这涉及的是知识和精神的根本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牵扯到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东西方知识分子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以及最近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涉及如何看待近代人类社会中的极权主义－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这些内容在研究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在研究知识对历史和人类带来的各种影响中是非常重要的。
   　　笔者虽然和很多人一样，在政治上是共产党的反对者，但是，带领笔者走向这条道路的不是政治抱负、仕途意识，而更主要的是笔者无法容忍共产党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识结构。
   　　当代对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研究发现，第三世界，尤其是共产党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在追求学术、艺术和真正的生活时，首先就不得不面对政治问题，或许说的更准确一些是，面对政治，及其所强加给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结构，这已经成为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所关心的却不只是眼前的政治问题，而是知识和精神，也就是最根本的生活方式问题。
   　　伴随上述特点的还有另一个外在的、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几乎比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在知识和精神的发展上总是晚来十年，也就是西方知识分子在三十岁的状态，他们却大约在四十岁的时候到来。
   　　在研究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问题的时候，一般人很容易理解共产党社会的生活方式是追求自由和人性的人无法容忍的，一般人也还容易看到那种文化、及其精神的桎梏，和对传统，及其他文化的仇恨排斥，但是对于知识结构，似乎人们感到的不多。笔者在这里，在关于李慎之先生的追悼反省中，更多地关注的就是同样在那个社会无处不在知识问题和精神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一下子改变，也就是它不仅涉及当代，还涉及中国几代人，甚至可以说会影响到很长一段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
   　　共产党极权社会和中国传统的专制，乃至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他有一套伴随极权主义政治的极权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中，除了有一套他自己的伦理道德规范外，还有一整套为极权主义服务的知识体系，包括方法、结构。
   　　共产党的伦理造成了很多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理直气壮”地犯罪，这就是笔者推崇李慎之先生的良知，却引起一些人的不快的原因（参见多维网五月八号），他们对笔者的很多批评想要表达的无非是，你不能说所有那些看到共产党犯罪而仍然跟着共产党的人良知有问题。
   　　由极权主义孳生出来的知识体系，则包括它所特有的一套思维方法、知识结构，以及由此出发形成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在这种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框架下，这个极权主义制度是合理的，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是合理的。
   　　这两点构成共产党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不仅反映在文化精神生活中，家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而且甚至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知识结构中。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有各种各样持异议的、或受到压抑打击的人，一类人，例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包括吴晗、翦伯赞等共产党文人，乃至很多被打成右派和右倾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威胁了毛泽东和某些人的权力，所以受到整肃。他们不满的不是极权主义、共产党政权，而是毛泽东，甚至只是毛泽东的某些做法。这种不满现象，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些人又从拥护邓小平，到对邓小平不满，再次重复演出了这个过程。
   　　但是，也有另外一类人，他们从根本上和极权主义社会格格不入，他们不只是反对毛泽东、邓小平，而是从根本上不能接受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这方面，前有留在大陆没走的陈寅恪、储安平，以及离开大陆的胡适等人，在后，则有在文化革命后死而复生地诞生出来的新的一些人。这些人和东欧的哈威尔等人一样，追求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不能适应的不仅是政治及其制度，而是整个社会的空气和土壤。
   　　在沉痛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时候，笔者提到，“十四年前，将近七十岁的李慎之先生，因为良知，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对于另一个领域，知识结构和精神的变化，可惜由于他的去世而结束，不然的话，或许在这一领域中可能展现出更多的内容。”在那篇草率成文的文字的下面的部分，笔者提到，李慎之先生的这些信件增加了笔者对这位长者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不仅是他的道德勇气，敢于抛弃一生奋斗的所谓成果，而且笔者惊异的恰恰是，这个一生“骨肉”（李慎之先生批评共产党的专制后自喻，要剔骨还肉给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的人，居然还保存了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为此笔者认为，李慎之先生对共产党的某件事情和某个人的批评和反对，或许是重要的，但是对于一般对文化和思想精神问题更感兴趣的人来说，在悼念李慎之先生的时候，少谈点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标签），多研究些问题，具体地讨论几个知识结构和精神问题，或许是更好的纪念，因此，笔者在此试图就最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中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引起更多的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
   一，关于科学和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近代科学思想的产物
   　　笔者在“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中谈到，“实际上，我们所讲的‘科学’究竟指的是什么，都应该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还是德语中的Wissenschaft，是近代以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方法和思想为基础的‘科学’（Science），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科学。这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笔者在这里之所以特别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涉及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来自西文的中文翻译，科学，一词，虽然很多时候对应于Science，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缘故，在中文中这个词的使用却基本上是按照日耳曼传统，而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德语中Wissenschaft，虽然也翻译成“科学”，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知识体系，甚至一种观念体系。这种特点恰恰抹煞了近代科学的特点。
   　　基于Science的科学继承了希腊的传统，它具有一种经验的、分析的内涵。这种科学，发展到近代，则使认识论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对自己认识能力的考察和反省使得他们打破人类对自己感官所反映的世界的盲目信任和神话。人类能做的只是运用自己的感觉和思维描述世界。科学不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的认识，而只是建立在描述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因此，科学已经不再是思辨和形而上学的体系。
   　　自从伽利略和牛顿以来的力学，最大的特点是对于运动、力的描述，而不是思辨，近代物理学不再思辨力的本质是什么，而转而描述物体运动的现象。对于这个转变的认识论的探讨，从笛卡尔和洛克、经过休谟、康德，马赫，到维也纳学派，维特根斯坦，探讨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详细。最后发现探讨者的理性的基础和前提也是非理性的，探讨者力图客观的描述本身也带有主观性。经过这种反省检验，尽管他们在知识探索中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例如，空间、时间、物体，乃至语言，和那些没有经过这种反省的思辨哲学（例如海德格）相同，但是这一切和海德格等的哲学不再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些概念是“描述”工具，而不是思辨的结果。科学哲学家几乎对每个概念和语言的运用，都深知这个概念和语言使用的界限在哪里，而不敢妄称，自己代表真理。这就是波普所强调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对于宗教我们什么都不能说；维特根斯坦强调的，在不能够说的地方就应该沉默。
   　　然而，尽管笔者在“过度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作用究竟在哪里？”一文中，明确地提到“Science”和“Wissenschaft”的不同，但是，在多维网上发表的对笔者的批评的文章中，有些作者仍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把科学继续分裂为，科学和科学态度（参见多维网五月八号），显然这仍然是把科学作为一种体系，把科学仍然在德语的Wissenschaft意义上使用。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更远地考察，就会发现，我们所谓的近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与（科学）方法、态度是无法分开的，甚至这种“科学”最重要的是方法和态度，是认识论问题。例如，人们会发现，在作者前面所谈到的科学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家中，没有一个哲学家像马克思那样有一套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波普和维特根斯坦，他们提出的是批评和分析，是如何进行批评和分析的理论。建立在这种近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对社会能够做出的只是描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黑格尔、马克思那样声称自己发现了社会的本质，历史的规律，并由此建立起一整套的体系。
   　　在这种两种“科学”观的对立意义上，波普说，德国的知识分子在康德之后，背离了康德，选择了黑格尔。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世界就会避免两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知识分子有原罪。
   　　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全面继承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建立在背离近代科学和思想的基础上的。哲学家，乃至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对认识论问题的审查和反省，就可能导致专断、教条地自认为代表真理，而这就会导致物理学家波恩所说的，“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而自己是这种真理的代表，这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这就是近代希特勒极权主义和共产党极权主义能够肆无忌惮地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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