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文化思想簡析

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文化思想簡析
（本文为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在悉尼举行的讨论会而作。关于讨论会上对于本文的讨论情况，笔者附记于文后）
   距离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人物越近，越难做出具有更广阔视角，能够自洽地解释、说明更多现象的评价。评价李慎之先生也是如此。在评价李慎之先生的时候，笔者发现不仅笔者自己，还有很多写作者，常常以自己的经历，或自己和李慎之先生的关系，来评价李慎之先生，其结果，这种评价很可能在一、二十年，甚至几年以后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阅读价值。因此，为了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评价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在评价以前，选择参照系，反观自己的方法，或许是尽可能地避免自己的局限和偏见的一个较好的方法。
   笔者在这篇评述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文章中，将首先对过去五十年来的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和思想活动作一粗略回顾，然后具体地就李慎之先生的政治文化观作一简单讨论，并且希望由此能够对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要在一篇如此短的文章中，既对历史，又对具体观点做出详尽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对这些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笔者以后会陆续做出。
   一最近五十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讨论回顾
   放眼更远一些的历史也许对我们评价眼前的事物有所助益。因为对比也许使我们能够发现，很可能十年，甚至不要十年，而是三五年后，我们就会重新评价刚刚过去的一切。我在“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任何过高地估计这两代知识分子都是不适当的。回顾最近五十年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所谓学术工作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关于这五十年的历史，我认为可以分为两段，
   第一是从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期，第二是八十年代以來。
   从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期，人们今天基本上无异议地看到，除去一些翻译介绍工作，基本上毫无学术可言。例如作为历史学领域中重要成就的所谓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过是标签如何贴的问题的讨论，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讨论。至于一分为二还是合二而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代表的李泽厚先生参与的美学讨论，都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就更不要提所谓武训传讨论，人性论讨论、清官问题讨论等了。所谓学术刊物，从《哲学研究》到自然辩证法等的各类杂志，都是另一类中宣部的刊物。这些所谓学术文章不仅拿到世界上，让正常社会的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也没有人再去阅读他，很多时候让人感到可笑。
   第二是从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我认为这个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继续。例如，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被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作为重大成就反复提出，其实就学术来说，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它的政治背景，单从学术看，这个讨论甚至可以说是荒诞。再例如，某位曾经在大陆堪称著名的“知识分子”的《首脑论》一书，八十年代在大陆影响非常大，但是，这本依靠报刊和通俗读物写成的书根本进入不了学术店堂。现在，他虽然自称研究联邦制问题，但是香港大学的一位法律学教授公开评述，他最大的问题在于学养不足。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能够在那个社会走红的所谓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例如以金观涛为代表的走向未来丛书群体，以及北京文化丛书派群体中某些个人。（参看注解拙著）和此前三十年的所谓知识界的历史一样，他们同样是为了政治和社会影响，利用学术。由于他们甚至没有李泽厚等上代人的学术功力，因此在学术问题上的捕风捉影、望文生义、张冠李戴，以及共产党社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式的宣传手法，可以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的贡献是，利用了开放，使得大一统的极权主义文化陷入混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把过去三十年来所有共产党文化中的劣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学术和学术道德的败坏愈发不可收拾。这和共产党的所带来的社会道德沦丧是相表里的。他们的“学术”在海外也早已贻笑大方。
   对此，距离八十年代越远，离中国当代文化越远我们就会看得越清楚。与其让人家耻笑我们，说我们学养不足，不如自己近勇知耻，深刻反省自己，一招一式地重新认真演练。
   最近二十年在大陆扎实的追求和思索，则起于谢泳、陆键东，以及在海外的王友琴等另一代，另一类知识分子。
   二李慎之先生觉醒的年代－一九八九年
   七十年代末期，平反右派之后，“激进”的方励之先生、包括再后来八九年觉醒的李慎之先生都重新返回了共产党内，对共产党的改变充满希望，但是，在北京的知识界有一位李德奇先生，笔者记得当时亨普尔等西方哲学大师访问北京的时候，都是他的即席翻译。后来别人告诉笔者，他也是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资历和许良英先生类似。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他是当时北平的一所著名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地下共产党员。然而在所谓右派平反后，他拒绝重新回到共产党组织。这个例子常常令笔者反复思索究竟如何评价所谓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智力和精神，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道德观。
   李慎之先生的觉醒是在十年后，一九八九年。由于共产党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李慎之先生“开始”和共产党分手。其实共产党此前屠杀了多少人，李慎之先生当然是清楚的。
   一九八九年的时候，经过十年“开放”，当年陈寅恪、梁宗岱、刘节、乃至更远一些的储安平等的真正的持不同政治、文化和知识观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中国知识界居然仍不能够听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就是因为李泽厚等这两代共产党知识分子起了隔绝的作用。由于李泽厚、以及和李慎之先生年龄经历相仿的这两代知识分子不肯否定自己，反省自己，（事实上他们大约也没有能力做出这种反省）因而使得重新发现陈寅恪、梁宗岱和储安平等人和他们的思想学术的工作落到了对他们非常陌生的下一代，陆键东、谢泳等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不但是生长在文化荒漠之中，而且也是在黑暗中“依靠自己”寻找历史、寻找另一个知识和文化世界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导师”对我们后一代人作的只是封闭。从五十年代以來的那些所谓学术“讨论”、学术批判、那些数量不多的西方翻译著作的打棍子前言后记，都是他们写的。所以到一九八九年，尽管已经所谓“开放”十年，已经有条件在缝隙中引入真正的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引入自由主义的精神，但是，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却基本上还是完全陷于共产党的，或者共产党式的封闭的知识、文化活动。在这一点上，李慎之先生和这个所谓“时代”特征是合拍的。
   然而，对比鲜明的是，到一九八九年，在东欧共产党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发展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中，自异于共产党极权主义文化的一批知识分子的活动，在苏联、波兰、匈牙利到捷克都几乎成为运动。在政治上，萨哈罗夫、哈威尔等人也完全代表了另一种追求。上述各类人物的作品和对他们的介绍七十年代后中国也有陆续不断的出版。例如《古拉格群岛》等书。
   总之，到八十年代，上述各类人物，及其追求和运动，例如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以及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作品，中国的知识界基本上已经都能看到。换句话说，到八九年，认识到这些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在精神、思想，乃至文化和知识上的独立追求，看到他们和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政权，及其文化的水火不容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到八九年为止的李慎之先生基本上还是共产党内部的开明派。李慎之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并没有到达和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我这里指的当然不是表面上的决裂和对抗，而是精神深处的。例如，陈寅恪先生，四九年后也没有什么激烈之举，但是他的精神始终完全和共产党文化不相溶。再例如洪谦先生，他甚至尽管和胡乔木有私人之交，但他还是坦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谴责的“唯心主义”，拒绝任何进一步的屈服和昧心的写作，一直站在共产党政权和意识形态以外。
   没有八九年的屠杀，我不能断言李慎之先生会如何，只能推测，他可能会继续在党内开明派方向上继续演进。
   三李慎之先生的文化政治观简单辨析
   李慎之先生由于八九年的大屠杀而走向对现任政权的批评，几年后走向对这个制度的批评。然而，在大屠杀后几个月，另一个举世震惊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整个共产党集团的彻底崩溃。除此以外，在此后几年世界性的信息传播发展速度也是以前几十年，共产党铁幕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正是因此李慎之先生能够看到哈威尔的文集并为之书写介绍。同样李慎之先生也应该看到政治上戈尔巴乔夫，以及思想文化知识领域中的其他曾经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东欧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思考。但是，如果把李慎之先生看作是知识分子，李慎之先生他整个九十年代的文章其实从来没有脱离“谏士”的特点。他甚至认为， “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新世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完成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的任务。” （李慎之先生，“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的采访，多维网2000年3月17日始连载）
   与此平行的是他对邓小平的大为赞扬。无论从哪方面看，邓小平都是一位典型的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他的教条和强硬使他活着的时候和共产党所有对不同思想和不同政治倾向最强硬、最无情的镇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八九年的大屠杀由他一手制造是没有任何奇怪的。而邓小平的改革不过是为了巩固极权主义统治不得不采取的另一种方法而已，他从来不是一个要改变极权社会的政治性质的人物。持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改革持积极的态度，是因为它可以导致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把这种支持变为对极权主义者邓小平的赞扬，我认为和任何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都是完全不相容的。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和对共产党和极权主义统治的态度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李慎之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众的态度。他和很多不能脱离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所谓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按照他的看法来评价“文革”，“文革”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 “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专制主义”。他，以及和他在思想与经历上类似的“知识分子”认为极权统治的根源和自由的敌人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摆脱的中国文化传统，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所协助建立的共产党及其极权主义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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