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

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
一．问题提出
   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它表现为一切为政治服务，从而使人们丧失了个性和自我，丧失了客观独立研究思考的能力。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为我们分析极权社会和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把钥匙，它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认识和定位这些知识分子的工作。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广泛的讨论（1），但是，对于分析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至今却只有少数学者涉及过这一问题。
   十九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科学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因此始于上世纪的意识形态化问题便染上了一个时代的特点，由自认为是一种真理进而自认为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也在利用科学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科学社会的道德和规范，以及自由和宽容的思想不断地化解历史进程中和思想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研究极权社会和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时，意识形态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笔者在“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中曾经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化的概念问题，对以金观涛为代表的，由极权社会统治者所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本文则试图在上一篇文章的基础上，围绕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继续描述和比较分析在科学和科学思想领域中的另外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两代知识分子分别是，以许良英为代表的曾经参与和帮助共产党建立政权和其意识形态化过程的一代知识分子，以方励之为代表的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并不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此，他们和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关系，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二．意识形态和良知的冲突：
   ─以许良英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围绕科学思想和民主问题的讨论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六日，以北京科学界为主的四十二位大陆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一封致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这封信要求实现民主，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的青年；提出只有在广大人民和有效的舆论监督下“为政清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政府应该给以必要的支持。信件发表后，在大陆和海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这封信虽然措辞温和，但是，在共产党统制大陆后，这么多六十岁左右的专家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民主，还是第一次。这封信的发起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施雅风教授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许良英教授，信由许良英教授起草。参加签名的有九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绝大多数人在大陆是第一流的专家教授，其中，有半数以上人是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有十三位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2）
   这封信除了它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以外，还使得研究大陆八十年代问题的人注意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是什么，它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它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什么，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这一群体所受的教育背景和其职业看，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科学学科的，所关心的问题也大都是关於科学思想和科学事业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许良英可以说是这一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通过对于许良英围绕科学史问题、科学思想问题、以及科学和民主等政治、社会问题讨论的研究，对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和大陆社会有更广泛的了解。
   1.曲折的一生经历：
   如同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大陆现今六十岁左右的知识分子都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其后，在极权社会的政治形势下，每个人的命运又随政治形势的起伏变化莫测。许良英的坎坷经历和反映出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的特点。
   A.良好的科学训练：
   许良英生於一九二○年。小学时的理想是做法拉弟（Faraday）、爱迪生（Edison）那样的的发明家。十五岁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浙江大学代办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在浙江大学听了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Bohr）的讲演。同年夏天由于对日战争的暴发，学校解散。许良英返乡自学。此后一年他读了十几本介绍二十世纪物理学最新发展和科学思想的通俗著作，其中包括英菲尔德（L.Infeld）、罗素（B.Russell）、莱辛巴赫（H.Reichenbach）、达尔文（C.G.Darwin）等人的著作以及爱因斯坦（A.Einstein）的《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一文。这些书籍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使他对物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其后，他又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好感，并开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
   一九三八年许良英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那时大学是导师制，他选择了王淦昌作为导师。王淦昌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曾留学德国，从师著名女物理学家梅特娜（Meitner）做博士论文。许良英在浙江大学受到了良好的物理训练。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还有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真空技术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何增禄教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理论物理，研究相对论的束星北教授等。当时学校的空气非常自由，这些教授治学严谨，为人随和，学生可以直接听到他们之间的争论并和他们直接讨论问题。许良英毕业时，王淦昌教授曾经劝他留校担任助教，继续研究物理，他认为许良英做学问有三个特点：一．诚实，二．理解力强，三．有创造能力。因此，研究物理是很有前途的。然而，由于许良英当时已经立志投身革命，因此谢绝了王淦昌教授的挽留。
   多年以后，许良英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当时浙大物理系所以能培养出这样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先生和其它教授的诚实执著的求是学风和真挚感人的高尚品德。”（3）这些教授既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又把同时代西方科学家的学风和学问带到了中国。这使得很多与许良英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即使在战争中也有可能了解到当前世界最新的学术进展。
   B.投身共产党的革命工作：
   许良英在大学期间世界观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受到红军长征的影响，他在课余时间读了很多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刚入学时，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物理学家，二年级时他否定了科学救国的理想，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改变社会结构，发展科学。这个时候，他立志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一九四一年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感情与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领域中是统一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家，严肃的科学家和纯正的宗教家三者的灵魂在某些方面是统一的。”（4）许良英自己把感情和理智在最高阶段的结合定义为理性，并且认为正是这种理性使他能够对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的理性论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并使他始终能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革命和科学事业。他曾经多次说过，在那段时间里他确立了持续至今的人生观。
   大学毕业后，许良英全心投入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并于一九四六年加入了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后，他担任杭州市青年委员会学生部部长，一九五二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室副主任，并兼任编译局、计划局以及学术秘书处党支部书记，负责对外宣传。一九五五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他因为一个由他介绍入党的人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而受到牵连，被批判停职一年，从此，他下决心不再从事行政工作。
   C.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捍卫者：
   上述两种因素：青年时代良好的学术训练和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经历，影响了许良英一生。这使得他的工作产生一个分裂，一方面，良好的学术训练使得他熟悉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始终要求自己尽可能地了解外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而没有那种故步自封的妄自尊大。另一方面，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经历又使他陷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家，甚至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都摆脱不掉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时为止，他较重要的著述有十六篇，其中十二篇涉及科学和科学思想，四篇是意识形态式的革命宣传文章。其后，尤其是他调到科学院工作后，他担任重要的政治职务，负责科学院的对外宣传，审查科学院所有出版物的政治观点、立场和保密问题。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术刊物最后都必须经他签字才能付印。这一阶段，他一共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九篇文章，除了一篇为悼念爱因斯坦逝世而作外，其它文章则基本上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阐述和补充。甚至在这篇悼念性的文章中，也是在用共产党官方的意识形态评价爱因斯坦及其思想，例如，批评爱因斯坦在哲学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他的宇宙学工作是徒劳无功的等。（5）
   一九五六年以后，由于政治上的遭遇，使得许良英的工作重新涉及学术问题。到一九七六年为止，这也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学术工作时期，他的著述和翻译工作共计十四种，其中有八篇是著述。然而，在这些著述中，他仍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禁锢，仍然自觉并积极地从事意识形态工作。在中国大陆有关科学思想和哲学问题的领域中，他和他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亲自参与构造了很多教条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是社会全面意识形态化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他们把意识形态引进了学术研究，影响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这些倾向又直接影响了社会以及下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例如，上文所提到的金观涛。对于许良英这一代来说，由于他们已经具有良好的基本训练，这种倾向对于他那一代的负作用和对于下一代人负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许良英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这本书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6），成为了解中国科技政策变化的重要文献。虽然在这本书中，他对流行于苏联的观点，如“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科学中的党性原则”进行了批评，但是这本书基本上是一本阐述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的政治性书籍。
   一九五七、五八年，许良英重译了林赛（R.B.Lindsay）和玛根瑙（H.Margenau）合著的《物理学的基础》（7）。这本书在一九六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后附有一篇一万三千字的“译后记”。一九六五年他完成了《爱因斯坦的世界观》（8）一书，同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了“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9）一文。一九七三年，他为内部翻译出版的海森堡的《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10）一书写了一篇序言。在这三篇文章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上述物理学家进行了批判。按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框架，他把这些物理学家的思想分为唯物和唯心两种成份，认为这些物理学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物理学家，其唯心主义思想是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服务的。而由于其阶级立场，使其不懂自然辩证法，不能以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其科学研究，从而束缚了他们的工作，并使他们不可能看到真理。这三篇文章可以说是在共产党国家中，运用教条的意识形态批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的典范之作，其他一些在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由于缺乏许良英等人的学术基础，甚至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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