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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仲维光文集]->[地域主义、极权主义,及自由经济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入世对两岸经贸关系和“三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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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律的历史常常为人们带来很多出人意料的变化。分离了五十年的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最近十年来的演变就是如此。两岸关系的演变充满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制度所造就的权力和游戏框架、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心理因素、旦夕祸福、天灾、人祸、国际环境,更有经济、物质、乃至金钱的导引,这一切造成了今日台湾和大陆两岸关系的现状,以及推测展望两岸关系的可能。 五年前,甚至两年前,谁也不曾想到,一个WTO,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与否竟然牵动了两岸关系,竟然使那些两年前肆无忌惮、刚愎自用的政治人物无可奈何,竟然使权倾世界却一时陷于窘迫的丑角式的共产党领导人重新恢复自如。然而,无可奈何也罢,重新雀跃也罢,一张无形的网已经重新罩在了他们身上。人无法嘲笑上帝给他的命运,上帝却一再地嘲笑不善的人,无论你想要向他表明你是相信上帝的人,还是无神论者。 本文试图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描述分析入世对两岸经贸关系、三通、及更广义的两岸关系的影响。第一部分对以往十年两岸关系的演变发展在经验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描述分析。第二部分将根据现实作一理论描述和推测。 《一》 过去十年两岸关系的回顾 1. 究竟主导大陆两岸关系政策的是什么 台湾陆委会一位负责人说,主导大陆两岸关系政策的实际上是大陆内部的问题,当大陆的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两岸关系就缓和顺利;反之当大陆经济处于困难、调整的时候,则两岸关系往往就紧张。前者他举出九二年、九八年的辜汪会谈为例,后者他以九七年和九九年为例。他说对了部分的现象。但是,他忘记了中印边界战争是在中国大陆经济形势最不好的时候进行的。而五十年代初期的所谓抗美援朝也不是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进行的。事实上,外交关系和国内经济关系的关系,还系于共产党另外一个更为根本性的考虑,而且共产党也从不回避它,并且公开宣称他的考虑。那就是毛泽东著名的语录: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考虑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作为共产党党内个人考虑的根本问题也是权力问题。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和分析出,八十年代后决定大陆政府在两岸关系政策中的态度的究竟是什么。 无论在八十年代还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实际上,两岸关系问题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来说,都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关系到他们的统治权力问题。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是一个锦上是否添花的问题。到了八九年,由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决定开枪的大陆共产党政府在世界上受到空前的孤立,其领导人在党内也面临左右两部分人的怀疑。左的人认为,就是他们的改革导致了八九年的动乱;右的人则对他们对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抱有怀疑。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必须要搞好经济,还要消除掉在整个世界面临的孤立。而要搞好经济,吸取世界各地的资金和技术又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主导中共政权的领导人,不仅没有力量在两岸问题上再作更多的文章,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制造紧张气氛,向台湾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在西方国家及其商人不敢到中国来的时候,尤其希望能吸引到台湾的商人和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八九民运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给台湾带来在两岸关系方面更大的活动空间和灵活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也反应在大陆的民间,普通民众对台湾的好感,自从四九年后达到第一次高潮。 可以说,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治形势决定,台湾在两岸关系上可以非常主动。台湾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交流上都占非常主动的地位,都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九十年代的历史告诉我们,台湾政府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个形势。 2. 九十年代在两岸关系中主导台湾的是什么 无疑决定共产党原则的是它的极权主义思想和政治抱负。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台湾在九十年代没有能充分利用八九年后的大陆形势呢?一方面台湾由于已经实行民主制度,有民主人权的积极一面。但是可惜在九十年代逐渐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民主和广阔的人权关怀的胸怀,而是地域主义。 地域主义和极权主义实际上在认识论上是出于同一个思想基础,都是一种整体、排他的,教条的思想方法。在伦理社会问题上都是为了一个小群体,乃至个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别人。地域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是一种狭隘、封闭的意识形态。 地域主义考虑的不是普遍适用人权原则,民主制度。他可以用人权、民主问题打击政敌,但是自己却不遵循这些原则。这一点和极权主义者很有类似之处,例如当年的毛泽东在四五年到四九年国内战争时,在文化革命时都是用民主和大民主的武器。 地域主义在经济问题上遵循的不是一般的自由经济规律,而是狭隘的意识形态、个人的好恶。 3. 九十年代两岸关系的演变 A. 九十年代初期,共产党无力在两岸关系上多作文章,并且甚至希望在经济上借助台湾的帮助,在政治上通过两岸关系使世界各国重新对中国关系正常化。然而,在这一时期,台湾执政者的主要着眼点也是国内权力问题。在这一阶段,省籍问题实际上是台湾的内部问题,并没有影响到两岸关系。省籍问题是台湾内部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人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台湾领导人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权力问题,因此也如中共一样无力,或者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使两岸关系问题矛盾激化。他们希望在这个时候两岸关系平顺。由于两岸的这种阴差阳错关系,才有九二年的辜汪第一次会谈,才有两岸密使存在,才有两岸关系当时看来似乎平稳的局面。 B.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两岸的内部形势都有了一些变化。在大陆,邓小平虽然已经在外交和经济上度过八九年后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但是,仍然没有能力,也没有需要在两岸问题上大做文章。然而,台湾内部,由于执政者在权力稳定的逐渐发展中的需要,打压内部反对派已经不仅需要内部的省籍牌,而且需要外交上的中国牌来获取选票。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执政者个人的文化和心理背景,他们对“中国”的痛恨,和对“日本”的爱。这就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两岸关系激化的背景,九六年李登辉对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访问,对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乃至九九年的两国论的提出。而经济上的东进政策、戒急用忍,都不是基于自由经济规律,而是基于个人的文化和心理好恶。 这一切使得中共措手不及。一方面由于在民族问题上,中国问题上,如果中共不反应就危及了它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八九年后的恢复发展使得中共仍然没有十足的能力应付两岸问题;第三是邓小平病重,没有拍板人物;其四就是八九年后国际上的反应使得中共也不敢再次表现自己的强暴一面。 这种情势造成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共两岸政策的摇摆。这种情势也造成了中共对内的矛盾心理,非常谨慎地控制国内民众的爱国主义(我在这里不愿意完全使用具有负面意义的民族主义)。既不愿意失去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合法性,又不愿意由于这个问题引起动荡,引发类似八九年的事情。 九十年代中期后,主导两岸关系的是台湾,它使得中共在国际上和对国内的宣传上非常狼狈,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还手之力。这在九九年的两国论后尤为明显。中共能做的就是军事演习,和利用中美关系。但是军事演习的威胁,只有在你有能力发动进攻的时候。所以余下来的只有利用中美关系,如果美国不帮助中国,或者说,不在这里作出牺牲,中共就在别处制造麻烦。这一点在中共还是能够说到做到的。到陈水扁当选总统前,中共实际上已经被逼到进退两难的地步。但是,台湾方面失去的是,在大陆民间,台湾几十年来经济和政治成就所造成的好感,也就是避免两岸冲突的基础,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某些人的地域主义,由于民众中的爱国主义,而不能完全说成民族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反转。这里之所以把这两个概念分开,是因为,极权主义可以利用民族主义,但是,爱国主义却会对极权主义统治造成威胁。 4. WTO潜移默化的影响 本来中共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考虑的是经济问题,他们希望以此能够得到贸易的优惠,能够在吸引外国资金的上重振九十年代中期后开始示弱的吸引力。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加入WTO歪打正着,从WTO考虑接受中共进入那一天开始,两岸关系发生了反转。由于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谁也不能忽视的巨大的市场,WTO果然重塑了西方资本对大陆的信心,西方资本的涌入,则导致台湾商人的恐慌。先进关中者为王,在经济上也是如此。二零零零年陈水扁当选前后开始的,是台湾不仅资本、人员都大量流向大陆,而且在两岸关系的心理上也开始有了一个逆转。九十年代在两岸政治关系上占主导地位的台湾潜移默化地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在经济的大船上失去了自我。无可挽回地被卷走了基础。这一次是自由经济的规律发挥了作用,西进还是东进,戒急用忍是否能坚持,都必须服从自由经济规律。陈水扁有命当选总统,却无命左右形势。WTO对于两岸关系的这种影响恐怕就连江泽民等人也没有料到。在二零零零年,在两岸关系中一直狼狈仓皇应战的大陆,已经化被动为主动,心定神安。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二》 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展望 世贸组织实际上是当前世界上自由经济的一种保障。而自由经济在人的价值上的竞争保障,则是自由和人权问题。究竟在大陆和台湾都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经贸关系、三通,或者说两岸关系会有那些变化,对此的展望和推测,本文将在以下几个因素和基础上作一分析。 1. 政治制度 A. 大陆是一元的极权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自由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束缚。本来计划经济是这种制度的自恰体系。但是由于要发展经济却不得不“松绑”。二者的矛盾使得加入世贸在政治上会给极权主义的政府加上一道捆绑的绳索,它不能有恃无恐地随意对处理一切。当然共产党领导人相信最终它能象处理八九年天安门事件那样,在需要控制的时候控制住。否则他不会要加入这个组织。然而问题还在于在经济上的松绑究竟能松到什么地步。它总有一个弹性限度。与此同时,共产党政府还会利用权力试图操纵自由经济中的竞争力。例如时下为此而作准备的把很多小企业合并成大企业。总之自由经济和极权制度是一个矛盾体,但是最终的适应和变化则不可能演变,还是要突变。 B. 如今的台湾是民主制度,这给加入世贸后的竞争带来很多便利因素。企业家应该说有了可能自己来调节自己,决定自己资金的流向。自由经济和台湾的制度应该说是适应的,但是,在这个民主制度基础上,影响民主的却还有意识形态等思想、文化和心理问题。 2. 意识形态、文化心理问题 毫无疑问,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法适应自由经济,无法完全适应加入世贸后相应的面对自由经济、法律和规则的精神,大陆的经济界只能实用主义的对待这一切。需要遵守的时候遵守,需要建立的时候建立规章制度,但是这一切由于没有思想基础,或者说没有相应的文化,在社会现象、人的伦理道德和环境资源上产生的将是分裂。因此一方面他会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好处,另一方面是破坏。在世贸组织中的大陆将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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