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三届”知识分子中，仲维光先生是近年来在海外中文媒体中以独立批判者的姿态引起瞩目的。代表作《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囊括了他从七十年代开始的对中国极权下的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批判。一九九零年，当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因参与八九民运而流亡异城，被西方和海外中文媒体极尽赞誉，自身也被一种虚幻光环笼罩的时候，仲维光在他的著述中就已经发出了冷峻而尖锐的“不同声音”。一九九五年，在为大陆青年学者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写的序言中，人们更清楚地发现这位坚定的“批判主义者”的精神实质——既有对专制政权的不妥协，也有对坚持正义，坚持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声援。

    仲维光先生生於一九四九年，祖籍山东，他的中学时代和大学预科是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渡过的。一九六九年到吉林农村插队劳动，四年後回北京，在八十六中、二十九中任物理教师，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他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深造。 仲维光一九八三年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师从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一九八六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所从事研究工作，自一九八八年至今，他先後在德国雷根斯堡大学和波鸿大学东亚系学习并作访问学者，曾任德国莱因笔会会长，主编《莱因通信》杂志，现任旅德中华科技协会副会长。

    从人文探索走向科学史研究再返回人文研究的仲维光，由於自觉寻求过亚格系统的物理训练，因此他要比同时代知识分子更注重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除了反叛的一面，仲维光性格中传统性和“西化”的强烈色彩在他的诸多文章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最重要的是耸立（指仲维光和还学文）的反叛精神与批判分析的态度，这在中国近几十年根本找不到生根的土壤。”——这应该也是仲维光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气质所在。

    民族主义具有侵略进攻性

    安琪：你认为民族主义有没有合理性，它与爱国主义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仲维光：民族主义现象的出现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合理的东西不一定有理，或准确地说有理性，问题是它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是什么，从历史经验上看，民族主义总体上是非常消极的。

    民族主义合理性问题，事实上常常混淆着爱国主义的积极作用问题，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今天，人们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极其否定性的，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的极端的意识形态，人们用民族主义来描述那种群体的自我寻求和以异族为名义的侵略进攻性。然而，与它相对的，对民族思想、民族感情、或以民族为名的行为的积极评价，却不一定导致和其它民族对立，例如爱国主义，在十八世纪对祖国的热爱更多地和乡土风情，王朝国家或某位统治者相联系，爱国和世界公民可以谐和理想地存在，到十九世纪，爱国主义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内容，但是，它仍然很少和民族主义及民族意识具有同义，後来爱国主义概念再次出现，它经常作为与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扩张相对抗的概念，从来没有作为一种进攻侵略性的政治力量出现。

    季羡林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他说这和欧美文化知识传统不一样，这是很有启发性的看法。

   民族主义的价值及其转向

    安琪：请你分析一下大陆民族主义的价值转向及其原因？

    仲维光：我认为在大陆所谓民族主义的兴起并没有价值转向问题，共产党推动的这种转向是极其表面的，没有涉及深层的价值问题。它是利用民族问题压制民众对民主的追求，抵制由八九年镇压而带来的世界性的负面反应。这种变化及其原因，大体上我有以下三点看法：

    一、在政治方面，八九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後在全世界受到强烈的谴责和制裁，尤其是受到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压力。中共为了转移视线做了多年的努力，力图把人权、民主和极权的矛盾。转移为中国和外国的矛盾，把海外对极权的经济制裁转化为国家和民族间的矛盾这种宣传最初并没有很大效果，但是经过时间的流逝，使得中共的这一努力终成为现实，这中间有几种因素和事件产生了作用。

    首先是各种媒体的宣传，其中包括海外媒体和过去在体制内，八九年由权力斗争失利而逃往海外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宣传，例如，他们协助制造了对中共的各种制裁受害的是中国人民这一说法。 其次，在九十年代初期美国某些人“制造”了所谓後共产主义时期的东西文明冲突论，这冲突论没有看到自天赋人权的原则问题提出以後，世界的一体性，各种矛盾虽然表现形式因地域、种族和文化而不同，但是最根本的矛盾都已经转化为人权问题，这种冲突论的始作俑者自己并没有研究东方文明，如中国文明，是否存在着那种扩张性和侵略性，这种冲突论的提出从某一方面协助了共产党的努力，把天赋人权问题转化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第三，台湾和西藏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在九四年以前，台独问题本来是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问题，九四年以後台湾问题的国际化使得中共感到台湾问题是可以利用的一张牌，中共把台湾独立问题单一化为分裂中国的问题，把它变为民族和国家问题，历史问题。

   顾准的探索没有学术价值

    安琪：你怎样看中国知识分子从八十年代的反传统到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的转向？

    仲维光：我自己并不奇怪大陆知识分子时下产生的所谓“转向”民族主义，我认为，多年来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知识领域，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问题上并没有很大变化。他们可能某些时候对某些东西不满例如不满毛泽东、不满文化大革命等，但是对总体的文化和制度却没有自己的思索，当前在大陆出现的顾准热和陈寅恪热，代表了这两种倾向，陈寅恪热代表了一种对另一种文化的追求和思索，这里很值得深思的是陈寅恪表现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回归，但是我们却能看到，他的研究方法，思想却和世界流行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矛盾冲突，而顾准应该说基本上仍然在共产党的文化范围内，思想方法范围内探询，顾准走的路很像我们当年反叛共产党社会之前的思想之路，即六九年到七一年之间的思想探索，那时我们想问题的方法，提出的问题几乎和他很相像，但是，在政治书籍上看到德热拉斯的著作之後，在哲学上看到康德、休谟、罗素之後，有文学上看到海明威、赛林格、甚至可以说认真看了托尔斯泰、雨果、斯汤达等人的作品後，人性觉醒了，思想启蒙了，就从那个社会自然走出了，顾准先生仍然是在觉醒中，他研究问题的方法，提的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原来的框架，他提的问题和讨论的方法，有些个是伪问题，有些问题人家早已经讨论过，他用的资料基本上不是学术研究用的资料，因此，可以说，在学术和思想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和很多大陆其它的作品一样，它仍然只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中国知识界的消极情绪

    安琪：你如何评价值大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

    仲维光：自八十年代以来由於开放和外界的交流，知识界已经逐渐感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禁锢和对知识和学术的破坏。知识界逐渐开始对过去、四十年反省，寻求新的语言和知识框架，然而由自身训练和固有的框架的作用，在表面上使得知识界最容易进入的是民族文化问题，这就是这几年重新评价中国文化，重新翻印大量民国以来的著述的原因。尽管这种寻求中大量地存在南辕北辙，张冠李戴等误解现象，但是，这从原著着手的做法却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进步，因为它和八十年代的那种以空对空的为改革服务的意识形态化的所谓文化讨论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所以在这种因素下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出现有着它的进步作用。

    然而，在和外界的交流中，中国知识界却也面临另外一个问题。知识框架和训练，例如研究的方法和外语能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交流中感到很大的压力。中国的知识界甚至不再是汉学研究的中心，这给予中国知识界很大的压力，也就因此造成了中国知识界对外界的反弹。他们没有在知识和训练中寻求弥补，而滑向另一种“拳脚”，询问：凭什么我们要用你们的规范？我们要反西方的话语霸权，而时下恰好有赛义德的“东方学”可供他们利用。当然这种把“学术问题”变为“意识形态”的变换问题是廉价的。因为当他们感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压力後，还可以提出凭什么我们要用传统的方法和知识，我们要“厚今薄古”，这在过去几十年中共产党知识界中已经使用过，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中，这种自练拳脚，自欺欺人，自我陶醉是容易做到的。这是目前知识界中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消极方面。

    安琪：《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是否表达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民族情结？

    仲维光：《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的出现是知识界依附权势为自己进阶之路，这从五十年代的李希凡到六十年代的姚文元、戚本禹，以及八十年代的金观涛都是如此，李泽厚和刘再复至今还在说，自己七十年代後的作品是为邓小平的改革寻求理论基础，《中国可以说不》，如果不说是在某些中央人士的授意下写作的，至少是某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准中央的风向後主动向中央邀功而写作的。事实上他们的确像八十年代金观涛等人的所谓控制论哲学那样，在顺从封闭社会的宣传和舆论上取得了“成功”，它对中共转化国内矛盾，巩固统治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目前宣扬民族主义的吴国光、王小强等所谓体改委派的知识分子，他们寻求的不是知识，而是权力和极权社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他们是极权社会中依附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不代表深层的另一种知识分子。

    最近，有朋友来信说，读了张承志的随笔集，大吃一惊，原来《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早就存在张承志的文章中。张承志在加拿大遭冷遇，只得去韩国餐馆洗盘子，因而彻底诅咒西方文明，他去日本一段时间对日本也十分仇恨，如果有时间将张承志的言论摘出来和《中国可以说不》比较，就可证明民族主义不是那几个青年作者造作出来的，而是在外国失意的中国文人的普遍心态，对此我想加几句，这种反应是极权的封闭社会“豢养”的“知识分子”遇到开放世界後的必然反应。在一般社会中，知识分子绝没有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地位”和“特权”。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张承志这些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成名是成功地投合了极权的统治者，而不是由於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工作。

   《河殇》是极权社会的文化产物

    安琪：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河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冲动，你有什么思考？

    仲维光：关於《河殇》所代表的冲动，我始终持保留态度，和对顾准的评价一样，（当然它还没有顾准的深度，而且时隔十年它竟然还没有达到顾准的深度，这才是问题所在。）它基本上是极权社会的文化产物，我必须说的是在《河殇》中没有显示出扎实的追求“知识”和“文化”的冲动。也就是现今在世界上其它地区普遍存在的、陈寅恪为代表的知识和追求倾向。《河殇》整个电视片的内容、思想和方法虽然混乱庞杂，但是总体上说，它的方法没有超脱整体主义，一元论、本质论、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倾向，它的观念仍然是集体主义的，仍然是一元论进步观，说好听一些，它是极权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冲动，它要改善极权社会，这一点和邓小平，甚至和邓力群一样，不过所采用的办法不一样。我後来认识了一位《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他和《河殇》代表的政治倾向完全不一样，但是，其他人对他的排斥，和他对那种极权文化下知识分子的排斥都没有能阻止他成为《河殇》的主要撰稿人，我想可能和他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有关。从《河殇》转向时下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不难的，有着相通的思想基础，这也是《河殇》的某位主要撰稿人在八九年後到了海外变了几次的原因，从某种角度讲，这位撰稿人很有些类似刚刚提到的张承志式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