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知识分子的劣迹─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

知识分子的劣迹─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
─还学文仲维光─
   历史不仅为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如萨哈罗夫、哈威尔张目，历史也把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异化了的知识分子、及其屈服并迎合共产党专制权力的劣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虽然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正面的经验，但是更多的却是负面的教训。
   极权主义的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超越了种族、地域和历史传统，在苏联、中国、古巴、柬埔寨、捷克这些极其不同的国家中铸成了一种极其类似的病态文化，培植了血缘相同的几代知识分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于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一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也许我们从远方，从东欧能更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这些劣迹。
   “八九”民运之后，沉痛的失败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东欧成功的经验和自己失败的原因。东欧社会和知识分子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东欧人民四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奠定了他们今日的成功。他们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榜样。然而，时下一部分“民运菁英”却从东欧经验得出相反的结论：
   由于中国和东欧在现实社会政治的许多方面情况不一样，中国不能照搬东欧的经验，中国改革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说得明白一些，就是中国不能完全放弃“现实社会主义”，实行彻底的民主制。
   中国的改革要通过新权威主义完成。
   但是，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八九年的变化决定性地结束了一个历史时代。尽管未来仍然莫测，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再回到“现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了。
   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从积极方面看，而且可以从东欧那些依附于权力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来比较大陆知识分子。
   在东欧并不是没有人依恋社会主义，抵制八九年的历史变革。如果留心观察八九年东欧的变化，人们就会注意到，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东德的知识分子在八九年的历史性变化中扮演了相当不同的角色，经历了相当不同的命运。在成功地完成制度转化的波兰和捷克，知识分子是民主化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从坚强的反对派走向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执政。这些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积极地回应了历史的转变、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从而获得了历史的肯定和人民的认同。但是，在东欧革命中，东德的变化却是最富于戏剧性的，它的知识分子表现得最为保守，并且迅速地被历史抛弃了。如果我们把中国和东欧的不同，东德和革命成功了的其他东欧国家之间的差异加以对比，就会发现这两种不同之间有某种类似，并且中国和东德的情况也有许多类似，包括两国知识分子对于现实社会主义以及八九年反对现实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应。本文拟就知识分子现象再现这种“类似”，分析这种“类似”会从反面向我们提示东欧的历史经验。
   一．东德知识分子对于八九年革命的变态反应
   ─消极的抵制
    一九八九年东欧和平革命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柏林墙的倒塌。它象征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自由、民主价值的重新奠立。对此，人们表达了他们毫无保留的喜悦，不管他们和那道象征暴政和死亡的高墙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管他们对未来两个德国的统一持什么态度。一九八九年圣诞节，深受爱戴的已故当代著名指挥家伯恩施坦特地赶到柏林指挥两德音乐家联合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歌颂自由战胜了死亡和邪恶。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在这个激变之中的东德的知识分子的反应：他们对于这一骤变出奇地冷漠和近乎神经质地反感。在柏林墙倒了以后，他们看到的是东德老百姓冲过边界排着长队等待领取西德政府发放的“欢迎费”（Begr佱ungsgeld），蜂拥到超级市场抢购廉价商品，这种“粗俗的物质主义”使他们感到厌恶、屈辱和痛心。他们哀叹，西德资本主义的马克和“奔驰”汽车瓦解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物质腐蚀了人们的心灵，金钱剥夺了人们的尊严。这使他们深深怀念“社会主义”美好的一面。他们在一切公开场合大声疾呼：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要保持民主德国那些好的东西；警告人们要警惕有些人在暗中窥测社会主义的成果，毁灭它给人类带来的真正的历史性进步。人们的“贪婪”和“攫取”，西方的“圈套”和“阴谋诡计”使他们忧心重重。难道他们看不到人们从东德共产党的暴政下、从柏林墙死亡的威胁下被解放了出来？看不到人们又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愿望，重申他们的正当权力，包括他们的物质要求？这一切难道不值得庆贺？这一切难道应该受到非议？
   也许真是如此，他们看不到这一切。然而人们并不理会他们的担忧和忠告，他们微弱的呼声在共产党东德的彻底瓦解和两德统一的势不可当的大潮中被无情地淹没了。面对着无可改变的历史现实，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失落和软弱的失乐园的哀伤。“我失去了我的故乡，那片灰色、拥挤、丑陋的土地，那美丽可爱的家园。宽广的梅克伦堡湾（Mecklenburg）的夏日和它宜人的绿茵，福格特（Vogtland）地方温暖的冬日和雪地中嬉笑的玩童，……”（摘引自东德著名电影导演康拉德•魏斯（KonradWeiss），《世界报》（DieWelt,1990.7.21,p.17）。这种粉饰太平反映了作者对于东德“现实社会主义”的深情眷恋。他们的感伤尽管矫柔造作，但却非常真诚；那个“现实社会主义”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美好而不是罪恶。他们必须为社会主义辩解，好说明他们自己“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存在的合理性。他们必须辩护这个制度，从而辩护自己。
   开始时东德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机会。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的知识分子多年以来，或者在理论上预先思考了，或者在实践上主导了改革运动；东德人民也寄希望于他们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能够有所作为。在革命之初的那些日子里，东德老百姓满怀热情地呼吁那些非常有声望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却背对着人民和历史的选择，自己把机会丢掉了。历史的变化来得太迅速、太猛烈，他们很快地被抛在了后面。在后来的自由选举、东德的新政府过渡时期和两德统一的过程中，他们完全没有声息了。
   在统一后东德地区的民主改革中，他们越来越成为保守的力量。统一后联邦政府计划取消原东德大学中诸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意识形态化课程，结果遭到从柏林到莱比锡许多高校师生的强烈反对。
   最近柏林出现一份新发行的文学杂志《建设》（Konstrutiv），杂志的发行者声称他们是左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它设法请到像V．哈威尔，G．康拉德（匈牙利著名作家，新任国际笔会主席，并荣获本年度联邦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览奖－德国对国际上杰出知识分子的最高奖励），A.密茨尼克（波兰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等国际知名的前东欧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为其撰稿。然而该杂志编辑J.法克托却声称，正派而且思想敏锐的人的确不愿意作持不同政见者。那些人没有头脑而且蹩脚，就是拿一些政治上的鸡毛蒜皮小题大作，他们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个社会不赞成这种作法，也不会拿这种人当真。这一番话引起了激烈的反弹，人们要求展开认真的辩论。然而责任编辑拒绝刊登反面意见，理由是：要是别人不想对话，就应该放弃对话。西德地区的报纸把这种现象称为“前东德的新新闻检查”（参见《世界报》（DieWelt,1991.5.2，p.18）。
   总的说来在整个民主转变中前东德知识分子的反应基本上是消极抵触。这些人主要是文化名人，基本上没有介入政治权力；尽管他们消极抵触，但对于事态的发展并不发生重大影响。我们把这种反应概括为弱势的消极。
   二．东德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社会背景
   ─国家的雇佣文学家

   这些东德的知名作家们拼命地维护社会主义，不是单纯地或者说主要地不是出于对一种主义明确而坚定的信念，或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的盲目的执着。同样的道理，昨天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力主“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今天一变而为“民运”菁英，又疾呼要“回到传统”，也不简单的是思想和口味的改变。这种理论姿态表达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和愿望。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曾经怎样生活过，─在社会中、在政治上─，才能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
   首先我们就其政治态度作三类典型说明。
   克丽丝塔•沃尔夫。她被两个德国誉为全体德国人民“共同的”大作家，是现代德国文学史上必须知道的名字；她在文学上一帆风顺，在政治上稳健有成。今年六十二岁的克丽丝塔•沃尔夫一九二九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时（1949年）加入共产党，同年考入大学。一九五三年大学毕业，一九五五年进入东德作家协会理事会直到一九七七年，同时又是东德笔会成员，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七年当选为德共中央候补委员。她曾荣获东德国家一级勋章，也曾获得西德和奥地利等外国文学奖，并在西德、瑞士等地大学客座研究、讲学。在书籍出版，国际交流上受到政府优遇。
   著述、出版受到保障，在共产党国家是一种政治特权。你必须向当局表明自己政治上可靠，也就是说你得表明自己毫无保留地认同共产党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你得在一切方面不移余力地追随当局的方针和政策，毫不留情地反对一切背离官方路线的言论和行动，否则你就不可能在这个社会中爬上去并且保住自己。在东德教育和学术界，“阶级政策”一直贯彻得相当严格，不是共产党员很难考入大学，也很少有教授、讲师不是党员的。这就是为什么克丽丝塔•沃尔夫不早不晚，恰恰在中学毕业那一年加入共产党的原因。如果她没有加入共产党，很难设想她后来会有那样辉煌的发展。一直到八九年民主转变之前，克丽丝塔•沃尔夫文运、仕途都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任何麻烦。然而并不是像平常人想得那样，克丽丝塔•沃尔夫是因为不问政治，才在四十年中免于政治灾难并且得以升迁的。这种顺利与幸运至少表明她在所有重大问题和关键时刻都和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经受住了“考验”。事实还不仅如此！一九六八年东德的坦克和苏军一起开进布拉格，三十九岁的克丽丝塔•沃尔夫在共产党机关报《新德意志》（NeuesDeutschland）报上公开撰文为这一侵略行为声辩。
   没有政治上的保险，知识分子就很难有机会在学术上得到发展，这是共产党专制下的现实。为了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就必须随时修正自己，以便和共产党的路线保持一致。东德知名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斯台方•赫姆林提供了另一个典型。
   斯台方•赫姆林（StephanHermlin）,一九一五年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早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纳粹期间流亡英、法等国，一九四五年返回。他是东德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自一九七五年起任国际笔会副主席，八十年代东德和平运动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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