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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 仲维光─ 柏林墙倒后的第四年，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德国杜塞尔道夫举行了一次有关东德知识分子的讨论会。一位西德的知识分子认为，用“知识分子”一词来谈论东德的某些人，只是对实际情况的美化。这意味着，人们首先要清楚，当自己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时，是否对它打了折扣。他说，人们在这样使用这一概念时，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的阅读和分析。如果人们不是谨慎地对待这一概念，就会产生很多混乱，和没有答案的争论。他分析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你们那里根本没有！" 关于知识分子概念，中文世界以外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有过很多讨论。台湾和香港的部分中国学者也参照西方的讨论对此进行过辨析和讨论。（注解1）在处于封闭的文明和社会中，知识分子一词曾 伴 随 那 个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有着它自己的语意根源。但是，自从十九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交流打破了以往那种封闭孤立，由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人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相似。因此，这使得应用不同语言，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就要明确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也就有了它的一般指谓。各个国家的学者、艺术家 在讨论其它问题时也都有一定的，互相理解的规范。 虽然如此，由于极权国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它有着自身特殊的社会结构。因此，在一般意义上，自十九世纪以来所出现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的指谓，和在极权社会中被封为知识分子的那批人不能对应。于是，这就产生了本文开始时西德学者提出的问题和结论。 对生活在极权的共产党国家的人来说，人们在习惯上更能接受苏联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例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哲学字典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包含由奉献自己于劳心工作的人所组成的中介社会阶层。他们包含工程师、技术员、律师、艺术家、教师、科学从业者……知识分子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因为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他们不具有独立的位置。”（注解2）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再具有独 立的批判思想和精神。而进一步的问题甚至是，在极权社会中看来似乎是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就意味着是独立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是否就可以视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这类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否会自恰，而不走入背谬。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上文所说的“必须对那些‘知识分子’的文章和他们的行为进行仔细分析”，成了研究极权国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在对苏联、东德等东欧“知识分子”的研究中，上述问题，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不断地被西方的东欧问题专家和东欧的少数具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因此，东欧知识分子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表现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地受到辨析，封闭的极权社会的各种特点，它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特质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探究。但是，与此相对的却是，对于同样是共产党极权国家的中国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研究”的辨析，过去却较少有人提出，而且，这种意见的提出往往立即遭到打击、冷遇甚至封锁。一些知名学者，如余英时、刘述先和林毓生等人偶然涉及这一问题时也只是很含蓄地谈到（注解3)。然而，即使如此，这一问题近年来还是在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在学术上和政治上，对大陆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辨析，以便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这个极权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注解4） 象作者的前四篇文章（注解5）一样，本文再次采取描述和对比的方法，从东欧的变化，从已有的西方 学者对东欧问题基本上有定论的研究出发来，来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在采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作者知道，首先面临的拒绝就是，中国和东欧的情况不一样。然而，在详尽分析中国和东欧等共产党国家在各方面的相同之前，人们至少都会承认，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学术问题是相同的，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共同的标准的，即当我们在讨论当代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等价值和方法问题时，我们还是面对共同的问题，当我们在分析极权社会的社会政治问题时，还是要面对人类在伦理道德上共同的基本的准则。因此，作者认为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本文中，作者从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的社会和封闭的精神和文化出发，对比东欧的变化，描述了极权社会中的三类知识分子：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反叛者，分析了他们的学术和政治特点，并同时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和政治做出描述性的定位评价。当然这种构图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化的，在这些形式之间甚至有相互过渡。 在分析这些问题时，作者还希望能超出地域：中国和东欧，超出时间：近三十年，等特殊性接触一些更为本质的本世纪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思想和政治问题，即左派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各自的思想传统， 极权主义政治和开放社会的民主制度，各种非理性思想和理性启蒙思想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作者过去在不同的文章中就曾不断地涉及过，（注解6）在本文中也无法深入讨论，但是，由于它们将是今后中国知识分 子争论的主要问题，所以作者仍然愿意从不同角度不厌其烦地提出它们。 作者在文章的开始要特别感谢周德荣先生，感谢他无私地允许作者引用他未曾发表的关于德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书稿，感谢他对作者对他的德文文章的译文所做的详尽校对，感谢他在两位笔者近年来的研究中所给予的各种建议和帮助。 作者在此愿意再次强调，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么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作者深知，更多的工作是在本文以外。 本文结构如下： 一．不断被提出的问题：如何评价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影响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二．再谈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西方东欧文学研究专家对苏联解冻文学评价的启示 〔1〕对解冻文学的文学评价 A.《解冻》及其它解冻文学作品并非杰作 B.平庸作品成功的另一原因 〔2〕毫无见解的文学评论 〔3〕虚伪肤浅的作家，单调乏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4〕从纯文学的角度讨论苏联作品，还为时过早 〔5〕作家的政治和社会道德 A.作家不仅仅是奴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 B.不能过高估计作家们的“反叛” C.有追求精神的作家不仅受官方，而且受知识分子软弱的文化习气之害 三．《法兰克福汇报》王蒙书评引发的争论的实质 〔1〕《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周德荣书评的背景：柏林墙倒后德国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2〕极权社会和知识分子 A.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 B.知识分子和极权社会 〔3〕从索尔仁尼琴到周德荣：对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 四．再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封闭的社会，封闭的思想和学术─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及思想学术特点 〔1〕两种不同的精神和文化：再析封闭社会知识分子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2〕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教徒的绝境 〔3〕持不同政见者的封闭思想和学术 〔4〕冲脱社会和精神封闭，化解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知识分子之路：生活在真实中（哈威尔语） 五．极权社会中和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1〕知识分子的持不同政见之路：持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异教徒，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者 〔2〕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反制度现象 〔3〕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极权政府的镇压策略 六．结语：从东欧的现状看中国的知识分子 〔1〕共产党不是一天就能消失的 〔2〕在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共产党精英存在 〔3〕“迟到的社会”在于缺少一个能深入讨论形成政治意见的阶层 〔4〕转变中的共产党国家：不能错误地高估以前共产党国家的“经济进步”，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转变 〔5〕由于东欧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很多历史都在重写 一．不断被提出的问题： 如何评价大陆知识分子的学术、政治和社会影响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2〕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引起的争论 〔3〕关于对金观涛刘青峰的评价的争论 七十年代中期后，笔者曾经就对于邓小平，以及大陆当代的知识分子问题和一些前辈知识分子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笔者对自四九年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后流行于大陆文学、哲学、历史等所有具有人文性质的学科，就知识分子的道德，即就大陆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否定性的看法，这种看法甚至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但是这种看法被斥责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侮辱。 八十年代末，笔者在访问台湾接触了台湾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后，对比共产党体制下培养出的将近两代知识分子，再次对他们的学术和道德提出否定性的评价，因而被留德的某些大陆学生和民运人士斥责为是“对十亿中国人民的诬蔑”。 九十年代初，笔者因为在对共产党培养的某些名人、知识分子的具体研究中，力图对他们的学术和道德，对大陆共产党社会的极权特点，从理论上提出较为系统具体的分析批评，而致使研究文章遭到封锁（见本节〔3〕），甚至再次被某些汉学家斥责为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诬蔑”，并因此被排斥出研究项目。 然而，这些问题还是在不断地、越来越频繁、深入地被人们提出来。最近，在德国的报纸上和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上各发生了一场争论，即关于王蒙及大陆文学和近年来汉学家工作的评价的争论和关于李泽厚和刘再复对话的争论，涉及的仍然是这些问题。 〔1〕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关于王蒙《活动变人形》德文本书评所引起的争论 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的德文译本《难得糊涂》九四年在德国出版后，《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请该报的特邀撰稿人周德荣先生为此写一篇书评。副刊主编预料到文章将会在某些汉学家那里遇到强烈的反弹，因此，特地把文章安排在编辑部自己的版面中以示重视。周德荣先生的文章在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法兰克福汇报》副刊第二页上发表，题目是“举世皆浊─关于王蒙对全体中国民众的教导”。在这篇文章中他简要提出了以下看法（引号中为周德荣文章原文）：（注解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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