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属于三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移居他国的欧洲精神生活的代表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著作开始在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世界受到注意和讨论，公众逐渐熟悉他的名字。大约在六十年代中期后，他的思想在德国和欧洲其它地区间接地涉及到社会科学中的争论，在政治思想的讨论中他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波普的广泛承认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的，从此波普被人们承认为理解现代民主社会的奠基者。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七日，波普与世长辞。那天正是周末，欧洲各国的电台和电视台都在主要新闻节目中报导了这一消息，在其后几天欧洲各主要报刊都以显著版面连续撰文悼念这位大哲学家的去世。其中最主要的德语报刊《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时代周刊》和《新苏黎世报》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文章纪念这位哲学家，介绍他的生平，评述他的思想工作及其社会影响。除了著名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拉尔夫•达伦多夫等人外，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等人也为卡尔•波普的去世撰写了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卡尔•波普被称为：
   “在德国的西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当代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康德以来启蒙思想传统的继承者”，“自由主义的首领”，“开放的教授”，“责任的教师”，“真理的游击队员”等等。
   卡尔•波普在生前获得了很多荣誉。一九六五年他在英国被授予爵士勋位，一九七四年在希尔普（Schilpp）的活着的哲学家丛书中出版了两厚册的波普著作。一九七六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一九八二年成为荣誉会员。他获得过很多学院和其它的荣誉，并且得过几项具有很高荣誉的奖，如索宁奖（Sonning-Preis）、伦纳奖（Renner-Preis）和托克维勒奖（Tocqueville-Preis）。
   然而，波普的一生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可以说充满了困难和艰辛。被人们称为经典性著作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最初在新西兰和美国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和各种极权思想和各种非理性的虚妄要求进行争论，因此他一直遭到欧洲某些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排斥，直到六十年代,他在欧洲大陆很少为人们所知，到八十年代他才获得人们的广泛承认。
   波普的一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是如何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中生活和追求的，为我们了解认识欧洲大陆社会和各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其倾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卡尔•波普的去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遗产和问题。
   一．生平
   二．哲学思想：
   1.来源
   2.归纳问题
   3.证伪、分界问题和易错论
   4.三个世界
   5.批判的理性主义
   三．政治哲学
   1.思想变化
   2.对导致极权主义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的批评
   3.寻求一个开放的社会
   4.开放社会的敌人：社会批评和生存问题
   四．卡尔•波普与德国
   1.波普和阿多诺在图宾根会议上的争论
   2.六十年代的社会学思想争论
   3.对这场争论的最后评价
   4.对德国政治现实的影响
   五．结语

一．生平
   1902年7月28日，卡尔•波普诞生在维也纳的一个非常富有文化气息的犹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西蒙•西格蒙德•卡尔•波普博士，母亲是燕妮。卡尔•波普的家位于维也纳市中心，紧靠教堂。充满书籍和音乐。他的父母放弃了犹太教信仰。父亲是一位律师、也是作家和社会改革家，非常喜爱哲学。他的母亲爱好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和他父亲一样对社会和哲学问题非常关心。他在父母的房子中首先发现的就是丰富的藏书，他从柏拉图一直读到叔本华，其中也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弗洛依德和阿德勒。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音乐才能。但是这一舒适的天地却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笼罩着。伴随着战后余波紧接而来的是通货膨胀，饥饿人们的暴乱和枪击。
   他一生的前三十三年主要是在维也纳度过的。维也纳，那个时候是欧洲精神生活的中心。这些冲击和感受对于他的生活和思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十六岁时出于个人的忿怒的反叛，波普离开了家庭和学校。他一方面从事一些体力工作，另一方面在维也纳大学注了册。从十六岁开始波普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哲学、心理和音乐史等课程。他曾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轻率地接触了共产主义，但是，1919年，他看到共产党人在操纵游行时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草菅人命，他就成了共产主义的激烈的反对者。
   波普开始对自命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它对未来历史进程的预言，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成为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全心全意地认同维也纳的工人运动，认同教育解放，和平主义，改善居住条件等理念，并且愉快地和其他成员一起参加登山、古典音乐和文学活动。
   在另一方面，1919年也是他的一个转折点，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带领的一支日食远征队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与那些马克思、佛罗伊德、阿德勒（波普在1919年和他一起工作）的追随者们所要求的大量的不容易证实的理论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伟大的科学理论的确立如此艰苦，它给予波普极其深刻的印象。波普开始理解到他所称之为的“划界问题”，即真正的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之间的划界问题。波普的回答是，这两种理论间的界限在于，不是是否能由经验证实，而是是否能由实验对它们证伪，或者说它们是否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理论比牛顿理论有那么多的证实材料和可靠性，但是现在它被爱因斯坦的理论代替了。波普的这一思想在1933年首次成书出版。
   在这一段时间，波普依靠辅导美国学生挣很少一点钱，尽管他非常节俭，但是生活仍然十分拮据。在1922-24年期间，他学习了细木工手艺，但是长时间的锯、刨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于是他转而作照顾无家可归的儿童的社会工作。1925年他在一个新成立的教育所注册，在那里他遇到了约瑟菲娜•安娜•亨宁格（JosefinaAnnaHenninger），他后来的妻子。后来，他们都成为了维也纳的中学教师。1928年他在著名的心理学教授和语言理论学家卡尔•比勒（KarlBuehler）那里攻读博士，论文是关于思维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工作。在其后的几年中，他以关于公理，假设和概念问题的工作取得了作为高等学校数学和物理系讲师的资格。1930年，他在维也纳这类相关学校中获得了第一个位置，并且和亨宁格结了婚。自此，他的妻子直到1985年11月去世，终生不倦地支持他的工作。
   那时他开始研究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问题，并开始理解到休谟的归纳问题。他开始相信，他根据证伪所解决的划界问题也为其它基本问题提供了解答：即，一个科学理论不管它怎么好，它永远只是一种推测。它可能已经经历过很多严格和精密的检验，但是，这些并没有为它提供一个归纳支持，归纳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了。波普的这一主张受到很大的争议。
   1932年，他在赫伯特•费格尔的鼓励下，完成了他的巨大工作的第一卷《知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这本书只是在1979年以德语出版过。这本书在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受到广泛地阅读和讨论，其中包括卡尔纳普、纽拉特、石里克和魏斯曼。
   此书的一部分包括在1934年出版的《研究的逻辑》（后来出版的英文版书名为《科学研究的逻辑》）一书中。虽然这本书直到1959年英文译本出版以前只有非常少的人读过它，但是，它使这位中学老师置身于第一流的哲学家的行列。由于布施四重奏小组的组织者的妻子弗丽达•布施（FriedaBusch）的介绍，这本书引起爱因斯坦的注意。爱因斯坦对波普说，剔除某些错误，这本书将肯定是非常精采的。
   1935-36年，在苏珊•斯蒂宾（SusanStebbing）的邀请下，波普在英国度过了很重要的一段时间。他会见了埃耶尔、柏林、罗素、赖尔、薛定谔、伍特格，在伦敦经济学院见到了哈耶克和鲁宾斯。他讲授了塔尔斯基的真理论，在伦敦经济学院讲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36年他到哥本哈根会见了尼耳斯•玻尔。
   他的书出版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他和维也纳学派有着紧密的关系，但是并不是它的成员，这个时候，由于纳粹威胁的逼近，由于奥地利处于战争的前夜，维也纳学派正在解体。虽然波普仍然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是他已经对它没有幻想。他们不准备和反民主的右派斗争已经损害了工人群众对民主的信仰。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如果武装自己反对法西斯主义，它将可能激起右派军国主义的增长，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新武器，波普对这一想法坚决反对。
   在这个时候，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学院（CanterburyCollege）登广告招聘一位哲学高级讲师。由于预感到纳粹将接管奥地利的危险，因此他提出申请，并且得到了这个职位，1937年，他到达了新西兰，并且此后在那里度过了九年的教书和研究生活。也是从那时起，他被迫用英语思考和写作。他继续研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后来在1957年出版，他在书的献词中写道，“纪念无数的死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信仰的牺牲者”。关于柏拉图的一部分，由于他做了充分的分析和展开，最终变成了《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第一卷。这是一部极其卓越的以理性和民主反对乌托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著作。这里有一个插曲，1943年，他在用电报回答来自伦敦的一个建议，将“及其敌人”改为“及其反对者”时说，“认为用敌人更好”，这一回答立即引起了警察当局的注意。这两部书包括了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方法。
   在坎特伯雷学院他和脑研究家约翰•埃克勒斯（JohnEccles）经常接触讨论。还在战争其间，1945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帮助下，伦敦经济学院就以讲师身份邀请他到学院工作，提供给他一个讲授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位置，他在1946年接受了这一位置。1949年被提升为教授。其后，他成为现今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逻辑和科学方法系的主任。在那里，他一直积极工作到1969年退休。
   在他的讲座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以响亮的低音陈述的思想，明确、严肃而深刻，并且经常穿插一些充满生气的顽皮的笑话。在听众中时常包括一些来访的著名的人物。在英国他开始成为科学哲学界的活跃的哲学家。在伦敦经济学院他每周举办的讨论班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人们期待演讲者解释他的问题，宣布他的题目，这一切经常是在批评的火焰中进行的。论证不允许那种狡猾的命题转移，如果一旦违背了这种严格的要求，发言者肯定会遇到麻烦。
   五十年代初期，他逐渐患了一种烟草过敏症。因此，他回避公众场所，大部分时间在妻子的帮助下在家中工作。一小圈朋友定期来访问他。他贯于把大家引导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上，偶然他也会倾泻出对那些已经断定是剽窃的或是背叛了他的学生的恶行的苦恼。关于他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的名声当然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用英语重新编写他的第一本书，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关于几率、简单性和确证的附录，以及一个很长的后记，使它长达八百页。在比尔•巴特利（BillBartley）的帮助下，到1982年，这本书才分成三卷得到出版。在其它那些问题中，它论证了非决定论和物理几率的倾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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