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和萨哈罗夫─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和萨哈罗夫─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卡尔•波普生前就以尊重个人超越一切，强调知识分子要对民众和社会负责，和语言简单、论述清楚明了，使很多知识分子感到不快。他因此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长期抵制。
   卡尔•波普虽然死于八九年极权社会崩溃之后，但是他和上述知识分子在价值问题上的冲突，在方法问题上的不同，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上的分歧，不可能因为某一历史事件而解决，而只会转换成一些新的问题呈现。因此，波普的去世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性格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对卡尔•波普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
   七月，笔者在返回大陆的途中看到了傅大为先生在《当代》九五年七月号发表的对笔者悼念卡尔•波普一文的回应。由于直到近日笔者才返回德国，因此这篇答复拖延至今。
   笔者在此感谢傅大为先生补充的关于卡尔•波普的去世的另一种反应。笔者愿意继续研究作出这些反应的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他们在价值和方法上代表了一种什么倾向，他们过去和现在对各类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以汲取不同的经验和教训。但就傅大为先生“当维特根斯坦挥动他的巨棒时”一文看，笔者对傅先生对于JonathanRee的文章（或片段）译文持保留看法。然而，对傅大为先生的文章，笔者认为：
   一．有必要在笔者对“波普先生的热情召唤”和傅大为先生对波普的激烈批评中，清楚地向读者表明，在多元社会中，哪些是基于价值判断而不是史实问题而产生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以避免读者在对立的判断中感到困惑。
   二．涉及史实问题，笔者愿意在此做一些辨析，以更准确地理解波普，不至误导读者。

一．价值分歧

〔1〕波普及其父母是否关心社会问题：
   傅大为先生对波普及其父母是否关心社会问题提出强烈的疑问。然而，这却不是由于史实而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价值判断，即什么样的观点，怎样做才算是关心社会。因为波普及其父母关心社会问题，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论。正如波普在自传中所写，
   “当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维也纳的赤贫景象就是使我忧心忡忡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几乎始终萦绕在我心底。……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一直在致力于改造这种局面，虽然他从未谈起过这些活动。他在两个为无家可归者措办收容所的委员会工作。一个是他担任会长多年的共济会分会，该会置办了一个孤儿院；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建立并管理一个庞大的机构，它收容无家可归的成人及其子女。
   父亲的这个工作得到意外的赏识，老皇帝封他为弗兰西斯•约瑟夫骑士团骑士。这想必不仅使他惊讶，还给他带来一个问题。因为，虽然父亲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重这位皇帝，但他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一名激进自由主义者，根本不支持政府。
   作为共济会会员，父亲甚至是被当时的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社团的成员。”（注解一，中文本，第4─5页）
   他的父亲曾经化名写过一本精彩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之际就被警方查禁，并且一直被列为禁书，直到1918年。
   波普的以上说法在多本波普传记中以及各种报刊报导中都有记述。这些发生在本世纪的情况，都是很容易考证的历史，我相信如果并非如此，那么，研究波普的人和波普的反对者都会早就揭示出来。大为先生如果对此有疑问，能做出否证，我想对研究波普是有益的。
   至于波普关心社会问题，我想这更是不争的事实。波普可能是对社会和人文问题谈论和写作最多的科学哲学家之一。他谈论的问题从社会哲学、政治制度、历史、环境到人们的一般生活；从抽象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到具体的绿党、二次大战、德国和欧洲问题。他晚年的著作，《寻找更好的世界》和他生前编辑，死后出版的《活着就是解决问题》（注解五），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谈论自由、民主、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战争，以及对他所不能同意的各种思想问题的批评。英国和欧洲的很多重要政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曾经拜访和会见过波普，甚至出席过他的讨论班和他讨论各种问题。
   各类不喜欢波普的知识分子，不是因为波普不关心社会问题，而恰恰是因为他太多的关心各种社会问题，并且“过多”地以这类知识分子所不能同意的观点谈话；他对这些问题看法太明确、尖锐、直接了当，以致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就笔者来看，波普的主要贡献还是在社会哲学上，而不是在科学哲学上。在多元社会中，对一个问题必然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不是一元的。人们可以批评波普过分率直、甚至主观或粗暴，但是，傅大为先生说，“从一九四六到九九四年共四十八年的岁月里，我实在不知道波普在英国关心过什么‘英国的社会问题’。”的提法，却是太不能令人信服了。

〔2〕冷战的原因：
   傅大为先生在他的文章的第一节结尾，谈到英国主流电视台BBC，在对波普所作的评价中，戏剧性地提到，“波普是西方为什么进入冷战的原因之一”。对此，他说，
   “在正急速下坡的英国保守党中的过气首相撒切尔（也是战争贩子）而言，‘波普每本书她都看过两遍。’在西方冷战史的右派的事业中，波普对‘东方的罪恶’的批评，正是他们最好的弹药，是里根政权指控‘邪恶的帝国’的最佳学院背书。也许，冷战终于结束后，波普的‘政治哲学’智慧究竟如何，在西方（而非‘后共产国家’中）真正的评价才开始。”
   笔者没有听过BBC电视台对波普的评价的前后文，因此无从评论这一说法。然而，评价冷战和冷战的原因，却涉及根本的价值问题。价值问题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它可以调动人们的刻骨的仇恨和狂热的拥护，使人们丧失理智。笔者认为，除去民主与极权的对立，除去对极权的统治者─那些肆杀无辜的统治者，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乃至邓小平外，在民主社会讨论问题时，应该尽量回避“极端”的感情色彩。
   关于冷战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类问题：1．涉及根本原因的原则问题；2．现实对策中具体问题。
   冷战最根本的原因是极权社会和民主社会的对立。当代极权社会和传统的极权社会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它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是封闭的，而且是扩张的、侵略的。希特勒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由于德国受到外部的威胁，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经验历史史实。同样，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自己是唯一的真理代表者的意识形态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扩张。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即将目标对准“组织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注解八，第25页）事实上，这个三“化”是一切共产党的特点，大至苏联中国，小至柬埔寨丛林中的波尔布特和越南，都是如此。这是冷战最根本的原因。今天虽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倒台了，但是，台湾却在每时每刻面对着海峡对面的巨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是传统的“大陆中国”，而是极权的共产党中国。“一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托”，八九年极权制度的崩溃尚未烟消云散，共产党的威胁犹在眼前，对台湾人来说“东方的罪恶”、“邪恶的帝国”，对“冷战”难道没有直接的体会吗？
   历史的经验事实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人们的价值信仰，但是，八九年人民对极权制度的完全抛弃，究竟还是使世界其它地区的知识分子提问题的方式有所改变。时至今日，还对对“东方的罪恶”的批评，对对“邪恶的帝国”的指控放冷箭，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时空的倒置和价值的迷乱了。
   关于冷战的原因，关于极权主义国家，我在下面谈到傅大为先生所推崇的萨哈罗夫时，还要提到。萨哈罗夫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本性有很好的论述。
   至于英国电视台所说“波普是西方为什么进入冷战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笔者宁愿把这理解为是一种中性，或积极的描述。是波普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当左派知识分子还沉醉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当极权社会中大多数被迫害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声音被东西方的知识界封锁的时候，当西方的政客为了自身的短浅利益而对东方绥靖时，他就清楚地认清了极权主义的本质。诚如波普所说，民主制度并不是用来与极权主义做斗争的。面临极权主义的威胁，民主国家常常显得十分被动，但是，正是波普，继承了自由主义传统，支持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使面临极权社会威胁和挑战的民主社会更加积极主动。因此，甚至可以说波普在八九年，或说二十世纪末期世界向民主方向转化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波普的思想在使西方自觉地接受，主动地进入和极权主义对抗、进入“冷战”问题上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3〕英国的前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是否是战争贩子：
   如果离开冷战的根本原因谈论冷战，冷战的双方在具体问题和事件上的表现当然是多方面的。面对极权集团的民主社会领导人，有民主理念，理想主义强一些的政治家，也有极其实用主义的政客，有“鹰派”也有“鸽派”。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确实是一位强硬的领导人，但是，这位民主社会的领导人，没有违背民主社会的政治和行为准则，她受制于议会和民众，并不能象极权社会中的政府一样可以肆意而为，因此，如果撒切尔夫人可以称为战争贩子，那么罗斯福也可以称为战争贩子了，整个历史就都混乱了。然而，如果虽然能力有限，但是始终企图，并且事实上在从事输出革命的古巴的独裁者卡斯特罗不能称为战争贩子，那么在谈论撒切尔夫人时也就要稍微慎重一些。

二．萨哈罗夫和极权社会
   卡尔•波普先生曾经批评古巴危机时萨哈罗夫的主张。对此，傅大为先生没有在史实上做出否认，而是在感情上做出激烈的反应。
   “由波普来指责萨哈罗夫？这其实也是相当奇怪的。萨哈罗夫当年在苏联所受到的压迫、写《传记》时所遭受到的困难，恐怕不是波普所能望其项背的。”
   傅大为先生推崇萨哈罗夫，认为，“放眼东西方，大概几乎没有大科学家能否做到他这一步。”与此同时，他认为萨哈罗夫“为世世代代受美国剥削的古巴做点事，这是很自然的事。”
   然而，傅大为先生为萨哈罗夫的这种辩护和对波普的批评，就笔者对萨哈罗夫的了解，认为，萨哈罗夫如果在天有知，也一定会不赞同。笔者愿意在此就萨哈罗夫对核武器、对极权社会、对东方的罪恶认识的变化，萨哈罗夫的思想倾向做一简单描述，以使读者对知识分子的不同倾向有一较为清晰的印象。

〔1〕萨哈罗夫关于核武器的思想变化和反省：
   萨哈罗夫19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萨哈罗夫的生活环境中两种因素不断地影响着他，并且造成了他一生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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