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二十世纪的左派思想、学生运动和德国传统哲学─六十年代末期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的哲学探索

二十世纪的左派思想、学生运动和德国传统哲学─六十年代末期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的哲学探索
一．问题
   二．关于费耶阿本德和汉斯•阿尔伯特
   三．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左派的看法；
   四．对六八年学生运动；
   五．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六．对黑格尔，及德国传统哲学；
   七．对波普和科学理论
   一．问题
   费耶阿本德，在中文世界中享有盛名。但是，他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几乎和在西方的非哲学领域中的知名度一样，并不是由于他深谙严格的科学理论探索，却不愿完全接受它的限制，而是由于他的立论能给“非科学”的一切打开存在的大门和理由。在中文世界他又多了一层含义，他成了反抗西方“主流”社会和学术的代表人，成了反西方的代表。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斯•阿尔伯特，尽管在德国他是一派哲学的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偏离德国传统，因此在德国的“学术”界和新闻界，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中始终是边缘人物。由于这层关系，在德国他甚至没有远在美国大学的费耶阿本德那样引起媒体的注视。而在中文世界，本来这位在政治哲学上作出很大贡献的哲学家，这位关于民主制度，极权主义及其文化思想有很多重要著述的哲学家应该有很大影响，但是他却同样没有费耶阿本德那么幸运。在大陆和台湾，几乎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
   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这两位哲学家是同代人，有着类似的经历。五十年代，他们由于科学哲学而相识，并且成为朋友，到七十年代中期走向不同的哲学倾向。六十年代末期，他们通信频繁，这一时期，无论社会，还是他们思想的发展都处于一段非常时期。因此，他们讨论的问题和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融合在一起，涉及最重要的思想及方法问题。这些讨论不仅散发着哲学的睿智，而且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氛。一九九七年德国出版了他们这一时期的通信集。（《保罗•费耶阿本德和汉斯•阿尔伯特通信集》，《Paul Feyabend-Hans Albert Briefwechsel》,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7, Frankfurt am Main）
   在那个时期，关于方法论问题再次在德国，甚至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两位作者亲身参加了这场争论。他们之间的私人讨论更能使人们能追寻到那些尚在襁褓中的对科学理论规范转化的探索。这些讨论不仅揭示了一般历史层面上的那些争论，而且向人们毫无掩饰地展示了一个和科学理论传统，批评的理性主义，相联系的不同方面的变化，即面对它所遭遇的、并向其挑战，试图与其竞争的，在德国社会始终占据统治和主流地位的哲学的解释学和批评理论的规范时的两种反应。
   这些讨论不仅可以使我们重新反省六十年代的思想和社会问题，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其后几十年，乃至今天的很多思想和社会问题。这些讨论不仅在最根本的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上，而且在政治哲学领域涉及的都是最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及其倾向，可能是人类永远不断地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非教科书式的的讨论，更加有助于人们认识理解哲学、社会和历史问题。因此，笔者编译概括出概括出他们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讨论，以供中文世界的读者思索比较：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左派的看法；
   对六八年学生运动；
   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对黑格尔，及德国传统哲学；
   对波普和科学理论
   二．关于费耶阿本德和阿尔伯特
   要想了解和认识汉斯•阿尔伯特和保罗•费耶阿本德两人的生平和思想，就必须提到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他们两人都是在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认识了波普，及其所代表的批评理性主义，并且都是由此而成名。他们两人和波普都非常熟悉。但是，当阿尔伯特逐渐成为波普学派中的中心人物时，费耶阿本德却在我们介绍的这段讨论期间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不仅成为波普的激烈的批评者，并且由此成为科学理论和科学在现代社会作用的批评者。更为令人注意的是，当年影响这些理论讨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它和当时学生运动的关系。这场学生运动和新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联系密切。他们两人，费耶阿本德受到这场学生运动的强烈影响，而阿尔伯特那时在所谓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成为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一方的发言人。
   1-费耶阿本德
   费耶阿本德，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三日在维也纳出生。他在维也纳第八区的一个中学毕业后，正直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参了军，并成为一名军官。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受了重伤。这次受伤影响了他终生的生活，一直被它折磨。正如他的夫人格拉茨娅•包瑞妮•费耶阿本德（Grazia Borrini Feyerabend）所说，“由于战争时的负伤，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疼痛的折磨中度过的。”他必须不断地服用止痛药。
   战后，他到魏玛学习戏剧。几年后，他得到一个机会，做布莱希特的演出助理。但是，他没有接受这一职位。对于当时的这个决定，他后来认为是他一生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一九四七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成为历史、天文学和物理学系的学生。然而，很快他就不再理睬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因为他不喜欢那些过时的套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维克托•克拉夫特（Victor Kraft）。克拉夫特是在战后恢复时期研究所中最后一位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费耶阿本德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费耶阿本德首先参加了克拉夫特圈子的活动。其中主要是学习研究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在这个群体中继续讨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战争时期，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驱逐到国外。在这个圈子中，他也了解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他始终抱有对维特根斯坦的特殊景仰。他也是那些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断地争论的哲学家之一。后来，在他准备到英国前，维特根斯坦去世了，因此他未能如他最初计划的那样到维特根斯坦那里学习。
   在研究所期间，他以研究所里的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哲学方法不断地和黑格尔主义者埃里希•海因特尔（Erich Heintel）争论。最后，他在克拉夫特和弗里德里希•凯恩兹（Friedrich Kainz）指导下以“关于基本句子的理论”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一九四八年，费耶阿本德在阿尔卑巴赫（Alpbach）认识了波普和哈耶克。有许多年，他对他们非常感激。在维也纳期间，他也和共产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瓦尔特•霍利彻（Walter Hollitscher）成为好朋友。一九五五年他离开维也纳迁居到英国。在那之后，他虽然把波普《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翻译成德文，但是，他拒绝了波普提供给他作为助手的位置。同样在阿尔卑巴赫，一九五五年他认识了汉斯•阿尔伯特。阿尔伯特和他有类似的经历，在战时参军并成为一名军官，战后重新进入学校学习。
   在这期间，费耶阿本德经过一个短时的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大学工作后转到加利福尼亚，一九五八年在伯克利大学得到哲学教授位置。尽管有繁多的旅行，客座教授和经常有离开伯克利的想法，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位置，他保持了将近二十年。在那里，他认识了托马斯•库恩和塔斯基（A. Tarski）。在那里，他和维也纳学派出身的哲学家库尔特•鲁道夫•费舍尔（Kurt Rudolf Fischer）再次相遇。费舍尔一九五四年作为奖学金生在维也纳和他相识，他们之间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一九六五年，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伦敦斯组织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库恩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并由此揭开了波普─库恩争论的序幕。费耶阿本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一阶段他仍然承认自己是批评理性主义者。他提交的论文是“对专家的安慰”。他曾经把这篇论文的早期版本在波普在伦敦经济学院主持的讨论班上做过报告。当然，他也没有回避对波普某些观点的批评，如克拉夫特强调的，费耶阿本德已经转向批评现代经验论的两个基本要求，即，
   一．一确定领域中的新理论要与迄今为止的理论保持一致；
   二．其基本概念的意义要保持不变。
   关于第一个要求波普也曾经明确地反驳过。费耶阿本德认为只有依靠竞争理论的帮助对一个理论的批评最终才能成为可能。其后，他逐渐成为批评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乐观主义的批评者。
   在这之后的思想探索，就是本文介绍的这段时期。
   费耶阿本德在去世前，94年2月11日给其通信集编者的信中说，“我不是哲学家。如果我可能是一位什么的话，那么我可能会致力于一个有多重兴趣的团体，而不是批评理性主义。在那些教席上有些值得注意的人物，但您不不要由此认为我是一位哲学教授。我过去和现在和很多批评理性主义者非常友好地交往，或曾和他们的争论，您也不要被它误导。在其它圈子中我也有同样好的，甚至更好的朋友。例如，在被称为分析哲学的领域中的朋友，费格尔（Feigl）、卡尔纳普（Carnap）、亨普尔（Hempel）、弗兰克（Frank），我都熟悉，并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曾在费格尔的研究所呆了两年，并总是在帮助他工作。我和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一起领导一个讨论班，为初学的人写分析哲学的认识论。维克托则为我的论文提出了指导建议。瓦尔特•霍利彻从1950年直到他去世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年复一年地争论基本的哲学问题。如果维特根斯坦不死，我就会到剑桥他那里去学习。他已经接受了我。此外，您还要考虑到，我所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暂时的作品。我不加思索地写下它们，而没有考虑它们应属于这个或那个教会。因此，您或许看到，任何认为批评理性主义和我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看法都是由于把宗教和新闻工作混为一谈而产生的。一个记者会访问很多人，与他们谈话，写他们，但是，却不会皈依固定的信仰。我在某种程度上唯一认同的一个人是恩斯特•马赫。但是，他也拒绝把他归为哲学家。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位‘专心的漫游者’。”
   2-汉斯•阿尔伯特
   汉斯•阿尔伯特，1921年2月8日生与德国科隆。今年德国的学界和出版界庆祝了他八十寿辰。战后，他就在科隆的大学学习经济和社会学。1952年以“理性和存在”作为博士论文。在论文中他以另一种方法对思辨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评性地考察。论文的第二部分后来作为单独一本书出版，书名是《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制度政治学辩论中的经济学论述》。直到战争结束时他仍然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信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文化悲观论者。后来，经过一些弯路，主要是受维克托•克拉夫特工作的影响，他找到了维也纳学派哲学，最后在卡尔•波普著作的影响下，他脱离了逻辑实证主义。1957年开始在科隆做教授升等论文，1958年他在阿尔卑巴赫认识了波普。1963年在曼海姆的经济学院，即后来的曼海姆大学获得教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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