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满目荒唐一纸惆怅

满目荒唐一纸惆怅
几年内﹐或者说在邓小平之后﹐共产党肯定要倒台。这是九五年回国安全部找我谈话时我对他们所说的。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不讳言这一点﹐也是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注意。不要再为自己自设陷阱。

   不知为什幺﹐"好心"的同胞总是以为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民运人士希望中国大乱﹐因此﹐时常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谁能代替共产党呢?还是不要变﹐不要乱﹐共产党继续领导﹐慢慢改变自己好﹗"我不可能简单地反驳他﹐说服他。然而﹐谁愿意天下大乱呢?乱﹐倒霉还不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然而﹐我略带调侃地反问他的问题也是谁也回答不了的。"当今之世﹐孰能挽救共产党?"并且﹐"向使张良萧何再世﹐诸葛复生﹐又能奈共产党之后的烂摊子何?﹗"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而每一次回大陆都是使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这一切的存在。

   九六年四月﹐我两年第三次走过北京机场海关关口﹐因为﹐八十岁的母亲﹐和这个国家一样﹐由于多年没有注意﹐患了骨质疏松﹐稍不留意骨折卧床﹐跟著作牵引治疗而来的是褥疮和大小便失禁。而她在稍有恢复时﹐竟然在床上欠身时就再次骨折。骨折就要作牵引治疗或开刀重新钉牢。但是﹐牵引则加重褥疮﹐使褥疮日益严重甚至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开刀﹐且不说年迈体弱难以承受麻醉﹐就是顺利开了刀也不可能在疏松的骨上重新钉牢。

   我在北京期间﹐几乎天天往返于月坛的家和积水潭医院之间﹐在这一穿梭忙碌中﹐我不仅体会了护理风烛残年的母亲骨质疏松疾病所带来的两难﹐而且在家和医院﹐在连接它们的街道的两侧这个狭窄的范围中﹐感受到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我的另一位"母亲"﹐在过去四十多年(不是一般人说的两千年)的岁月中﹐也患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我们﹐这"苦命"的一代不仅饱尝她在患病过程中对我们的变态折磨﹐而且要承担在医疗护理中所面临的两难问题。就像今天解体后的苏联各国那样﹐由于贫困等各种社会政治问题而不得不变化﹐由于变化又不得不承受遗留下来的各种苦难和混乱﹐和苏联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遗留给我们。

   踏入中国﹐维护极权而要发展生产和经济带来各种畸形变态﹐使你犹如到了一个残疾人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我所写?所记的不过是官方电视和媒体上所作的极其有限的反映﹐不过是我个人有限经历的点滴﹐但是﹐"察微而知着"﹐任何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感到不寒而栗。我虽两年三次﹐总计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北京﹐内心中还是震颤不止。
   一,劣质的国家
   一座座高楼取缔了北京的四平八稳舒畅的平房﹐一个个酒巴?卡拉OK?大型游乐场挤走了昔日的戏院游乐场。北京已非昔日的北京。像昨日敲锣打鼓地迎接"最高指示"那样欢欣﹐像昔日热血沸腾地投入超英赶美大跃进那样振奋﹐"人们"依然"兴高采烈"地谈论改革的成就和大好形势﹐憧憬明日的"美好"。然而﹐在"雄伟"和"豪华"后面是什幺呢?

   在群众的反映下﹐四月二十日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中报导了生产大型儿童游乐机的保定北方游乐设备厂产品质量"极差"。这个涉及儿童生命安全的生产游乐机的工厂"居然"没有生产许可证而能生存﹐这个厂的产品"居然"没有质量检验就能投入市场﹐而游乐场"居然"敢于安装这种没有安全带的儿童游乐机从儿童身上谋取暴利﹐而儿童的家长"居然"敢于让自己的子女乘坐这种游乐机。从电视上我们看到他们生产的游乐机上粗制滥造的焊接工艺?锈蚀的钢管﹐如果说那些生产的人?开游乐场的人只为了省钱和赚钱没想到他们的子女也会去乘坐﹐那幺那些乘机孩子的父母呢?电视记者说﹐南京玄武湖公园去年就因为游乐机问题摔死了几个儿童﹐并且在电视等媒体上有所报导。那幺为什幺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孩子父母的注意呢?

   如果死了一个德国人﹐德国的舆论就会大哗﹐如果死了一个美国儿童﹐美国举国上下就会震动。在这个"古老"的大国﹐很多类似的"游乐机"还在生产﹐还在使用。公路坑坑洼洼永远没有人修理﹐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一丢数月无人理会。开车的人永远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然而﹐公路税却一直在收﹐并且只有增加。

   楼房里的水龙头整日滴水﹐电视报导说﹐山西和四川都有楼房建好刚刚两三年就成了危房﹐据说是因为有回扣就承包给那些不合格的建筑单位﹐那些建筑单位就买不合格的产品。

   五月一日一早﹐我乘二九三次快车去济南。这是一列全空调车﹐因此票价中包括空调费﹐比一般车票要贵得多。乘务组是全国的先进标兵。然而﹐一路上闷热异常﹐却没有空调﹐并且由于是空调车﹐只有个别窗户可以打开﹐反而不如一般列车。我问列车员﹐我们化了空调钱﹐为什幺没有空调﹐他说﹐以前有乘客有意见﹐说开了太冷。我请求车长﹐现在太热了﹐希望能开空调﹐他答应了一声﹐但直到终点也没有打开。

   在离终点济南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在疾驰的"模范"列车上﹐列车员将清扫出的两大口袋的垃圾从车一端的盥洗室窗户一桶桶倒向窗外﹐哗﹗一桶带有饭菜的垃圾从车窗中被风刮了回来﹐弄得乘客满身都是。在河北境内有一段路﹐两边满是白花花的塑料袋﹐列车驶过﹐塑料袋满天飞舞。途中﹐我还不只看到一条河﹐流着像酱油一样颜色的水。这现代﹗这先进!……就这样侵蚀着这古老的燕赵齐鲁大地。

   这是一个变态的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了﹐人们已经习惯了。人命不那幺值钱了﹗人们居然无动于衷地说﹐改革嘛﹐就要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有混乱产生。中国人首要的是吃饭问题﹐中国的人权是次要问题﹐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是次要问题。但是﹐没有人细想过﹐在没有共产党以前﹐中国人﹐中国古老的文明文化面临的首要问题从来也不是吃饭问题。是西方的强权把中国改变了﹐西方的极权主义──共产党﹐把中国彻底改变了。
   二,荒唐的社会


   维护一个小团体乃至几个人的极权﹐怎幺可能有健全的法律呢?不仅是上行下效问题﹐极权社会要维持就必须以自己的文化改变了人们的心理﹐极权社会要取得韦柏所说的合法性也必须改变一般人的法律观念。

   我在北京时﹐电视上报导了另一件事。实行改革后﹐在私人中型面包车的冲击下﹐国营的公共汽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为此杭州到余姚的国营的三零九路汽车不得不也进行改革。他们购进了新的公共汽车﹐并且改为每五分钟发车一趟﹐票价当然比乘私人面包车要便宜得多。这一下子方便了群众﹐带来好处。但是事情却非这幺简单地完结。中巴失去了生意﹐不是想办法在商业上采取其它行动竞争﹐而是从三月底开始一连五天聚众在路上堵截公共汽车﹐使公共汽车不能运行。当然这些行动都不是按照有关罢工游行法报备的。然而﹐更奇怪的是群众和公共汽车公司毫无办法﹐司法部门和警察都不管。不是诉诸法治﹐而是开了四次没有结果的协调会﹐据说进行采访遭到围攻﹐记者要警察帮助维持秩序﹐而警察置之不理﹐居然说﹐你们不要进去﹐不经我们批准﹐我们不管。这种纵容致使事态发展到殴打记者﹐直到四月五日才终于解决了这一堵车事件。但是﹐事后得到处罚的却只是参与殴打记者的﹐而非组织堵车的人。

   堵车者面对镜头理直气壮地说﹐堵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中巴能生存下去。真是所有的事情在那个社会里都是"独特"的。接受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教授董辅在谈论这件事时说﹐堵车的要遵守社会道德﹐政府应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一个典型的法律问题居然就这样变为政府问题﹐道德问题了。

   法不治政府和掌权的人﹐需要法的时候﹐要法﹐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了。过去毛泽东整刘少奇和邓小平时是这样﹐现在邓小平维持统治也是如此﹐社会的上层如此﹐哪一个角落又不是这样呢?

   我在电视上还看到一则报导﹐四川北山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多宝塔内的一尊释迦牟尼雕像的头被凿下偷走。这是一尊十分重要的国家文物﹐它建于一一四六年﹐是少有的既刻有建塔时间﹐造象时间﹐也刻有造象人姓名的作品。该塔雕像是晚期石窟代表作。案发后二十五天破案﹐盗者说﹐想偷回去卖二三百元钱。三月二十九日公开审判﹐盗者被判死刑。这真是一件令人欲哭都无泪的荒唐案件。四十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就是这样被各种荒唐事件摧毁几尽的﹗
   三,断代的知识分子

   据说梁晓声是那个社会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然而﹐在那个不仅上层很会垄断﹐就连每一个领域的小人物都很会经营一言堂的社会中﹐这一次却出现了一篇指名道姓地批评梁晓声的文章。我在随手捡起的一张电视报上看到赫然醒目的题目﹐"梁晓声为《岁月随想》作序﹐读者批评其错误百出不可思议"。该报转摘了文敬志的文章"名家作序不堪卒读"。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梁晓声为电视节目主持人赵忠祥所写的序言﹐称该序言"文句不通﹐水平之低﹐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文敬志说﹐梁晓声文章的标题是"领略赵忠祥(代序)"﹐与全文立意和格调相比﹐更不堪一提的是它用的词不当﹐故意卖弄古文而恰恰古文基础过差﹐不通顺的病句随处可见。他列举了一些例子﹐如﹕

   "非我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名人﹐而是他自己一贯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名人的社会坐标上。"他认为﹐这里﹐"语意不明﹐谁会一贯地将自己如此定位呢?傻不傻呀?"

    "在这一种很有自知之明的思想的自我教育下……"文敬志认为﹐这话让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

   "他读书的传统个人方式是认真地读……"什幺叫读书的传统个人方式?

   "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句佳句﹐不仅丰富了他的语言表达﹐简直还融解在他的思维之中﹐形成他的一种思维方式了。或可曰之谓'诗词性思维链'。"文敬志对此批评说﹕也许是排印倒错﹐否则不至于把"谓之曰"弄颠倒了。前言不搭后语。"名句佳句"形成"思维方式"﹐还有什幺"诗词性思维链"﹐真是玄而又玄﹐一盆浆糊。至于﹐"吾今以此为原则陪吾兄'嫁'﹐不忒苛刻﹐亦何妨焉?"这口气是冲赵忠祥说的﹐不知老赵能否听得懂﹐反正我们感到云里雾里一样。

   文敬志说﹐他原想把这篇文章请相识的一位北大教授过目?指教﹐后来朋友劝道﹕你别太残忍了﹐当心老先生看了气出病来﹗专业作家﹐还很著名﹐居然写出这种文字﹐而且正规出版社居然编辑过关﹐真是怪事一桩。

   事实上﹐梁晓声不过是这个社会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并且还不能说是最坏的典型。梁晓声和我为同代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一切以政治为先的社会﹐或者说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梁晓声的成名不是由于他的文学?语言的才能﹐而是因为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想法和语言既完全和那个社会合拍﹐又略微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政府能容忍它﹐是因为它对社会没有大害﹐甚至有所补益﹔民众接受它﹐是因为几十年极权社会的训练﹐民众的胃口已经没有能力消化其它的形式和内容了。供给这个社会其它的内容﹐说梁晓声?张承志以及金观涛?李泽厚的东西是狗屁不通﹐他们就会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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