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

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
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地反对或为之辩护的问题。民族主义问题中混杂有很多其它因素，因此自二十世纪以来，各类政治、社会人物和团体越来越多地利用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所呈现的各类现象，本文从围绕民族及民族主义的各种概念和与之相联系的现象的讨论出发，然后对中国当前的一些现象，提出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者在本文中的主要目的是力图能提出一些问题，以供讨论和继续研究。
   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很多有关民族和国家问题的国际法以及当代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解释基础上的，因此讨论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时，首要了解的是这两个概念的来源，在西文中它指的是什么，切忌中文的望文生义。
   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至今对这两个概念的准确涵义仍然争论不休。为了较为全面地把握这两个概念，及当前中国问题出现的现象，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几个问题。由于作者不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业人员，因此，作者只是在有限的时间中查阅了一些基本的文献，并且根据这些文献做出概括介绍和提出问题。作者深知这样作可能会挂一漏万，在真正的研究工作中是很危险的，然而，如果能由此推动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作者愿意冒此之险。

一．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的民族文化情结

─文化民族和政治（国家）民族

〔1〕独特的民族文化影响
   一九二九年，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关于王国维的死因，社会上有很多猜测。然而，了解王国维的陈寅恪却力排众议，认为王先生身上凝聚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其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迨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深惜者也。”（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转引自注解6）
   惺惺惜腥惺，同样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陈寅恪先生的人生之旅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道路。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在大陆掌握了政权。正在武汉大学任教、对共产党有深刻认识的陈寅恪先生的至交历史学家吴宓先生准备到四川峨嵋山出家为僧。吴宓以对陈寅恪的了解，不相信对共产党同样有清醒认识的陈寅恪先生会远走异土。果然，陈寅恪先生在能够随时离开大陆的情况下选择了留在广州岭南大学，身陷中国文化崩溃中的囹圄之中。其后，陈寅恪先生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中，默然走向死亡。
   所谓“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就是文化、国家、民族和人格凝聚一身，生死与共。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有“文化神州丧一身”也是这个意思。很多在共产党掌权后留在大陆或回到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有陈寅恪先生这种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这是和西方知识分子很不同的一点。所以，认为陈寅恪在共产党取得统治地位没有出走，简单地以失策或不智来解释的人，未免过于轻薄地理解了这一切之中的深刻内容。
   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案例使我们看到研究民族、民族主义问题，尤其是研究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必须和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相联系。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案例也可以使我们对比分析现今大陆知识分子的所谓民族情绪究竟是什么。

〔2〕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
   尽管欧洲和西方没有中国那样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但是，在民族问题研究者那里，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政治（国家）民族（Politiksnation）和文化民族（Kulturnation）的区别依然是最著名，并且永远是最容易想到的和民族现象相联系的出发点之一。研究者指出，这一对概念在英语和法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德国的历史学家FriedrichMeinecke在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他来说，出发点是作为民族的已经确立、我们称之为相同或共同特征的因素。政治（国家）民族，它的定向是个体和集体的自决，由此，出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主观信仰而形成民族。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否最终要依赖个体的意志。一个有确定的，历史产生的领土的民众可以理解为民族，国籍可以和民族等同。（Nation）
   与此相对的是文化民族，它建立在所谓客观的预先给定的规范基础上，如共同的群体起源和语言，封闭的定居区域，宗教，习俗及历史，而不一定具有自己的国家或另一种政治媒体来协调共同的感觉。一种“统一意识”、“共同归属感情”独立于国家而发展。这种前政治的文化民族笼罩在分离构成的国家的上空，如十九世纪的德国和意大利，1772到1918年间的波兰。他们给个体只有很少的空间来自己决定他们的民族归属。因此，在十九世纪的民族统一运动中，民族是作为一个前政治国家出现的，他们不是通过历史就是通过文化或社会社团出现的。在文化民族政治化和计划化中，他们试图成为政治（国家）民族。
   政治民族不仅在法国和英国，而且在传统的多重民族移民国美国有它具体的历史参考点。在这三个国家中，政治（国家）民族是作为具有法律平等的政治意识的社团产生的。在国家内部的形成过程中，它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地位，人种起源和宗教信仰。法国是一个意志的创造，对1789思想和伟大的祖国的信仰在理论上把国家作为一个共同的政治意志体和成熟的保证。政治自由和民族性得到时代乐观主义的鼓舞，并同时受到它所具有的那种固有的综合精神的影响。民族和政治国家联系在了一起。统一的语言、法律和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形成紧密的纽带。这样形成的国家权力的基础是民众的自主。
   而与之不同，在中欧，意大利和有限制的在东欧标志民族（国家，Nation）产生的却是强调群体起源和语言的文化民族的原则。
   按照政治（国家）民族和文化民族概念，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中还有一对有影响的概念，西欧和中欧也包括东欧的民族概念，或说主观和客观的民族概念。这一对概念和政治、文化民族概念一样同样是建立在同样的不同特征上。例如对瑞士的各民族的研究，部分民族在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上是属于法国的，但是，在逐渐发展过程中，政治上的主观选择─自决又决定了他们的最后归属。意大利和德国则是在客观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下在十九世纪和主观的意志一致形成自己的国家。然而，无须争论的是在十九世纪欧洲，尤其是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间，民族间的争论无例外地都是语言、文化所确定的种族间的问题。

〔3〕在中国问题上必须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民族概念
   关于政治和文化民族问题的研究使我看到，几乎所有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都是取自于欧洲和美洲的情况。研究者都承认，欧洲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问题都是这一二百年的事情，我们下文将要谈到的关于民族定义的研究也说明这一点，欧洲的民族是出现在十八世纪以后的现象。而中国却完全与之不同。中国既不和西欧一样是靠民族自决形成的国家，也不是如东欧那样由一种文化民族导向政治国家的建立。中国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发展、变迁、交相作用历史有着至少两千年以上。这中间有种族迁徙、融合，有文化的同化和异化。笔者不是研究中国文化、历史问题的专家，在粗浅地接触到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笔者首先就感到这种深刻的不同。如果不进行这种具体的细致的研究和分析，贸然套用西方的概念，认同西方的法理，则可能产生很多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顺便说，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也使笔者看到，关于极权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不只是以前笔者所从事的从欧洲和世界来看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问题，而且从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知识分子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民族知识分子群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并能使我们更好地定位现今那些所谓宣扬民族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

二．关于余英时先生的问题：

中国究竟有什么内容谁也说不清楚

─民族、民族意识和民族形成

〔1〕问题：中国究竟有什么内容谁也说不清楚。
   台湾大选后，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同时在《中国时报》和《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在这篇文章中，余英时先生最后提到，“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解说，马上变会引出无穷的争辩。”“总结地说，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个人的层面上，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集体的层面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处于分歧和模糊的状态，但民族的情绪却在中共刻意煽动之下不断上升。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和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
   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引起了部分大陆知识分子的愤怒。但是，反驳尽管声色俱厉，实际上却是无力的。因为事实上，不仅余英时先生说的“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就连民族（Nation）这个概念在专门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那里也都承认是讲不清楚的。

〔2〕“民族”究竟是什么也是讲不清楚的
   Alter说，“到现在为止所有关于民族主义所说的都是由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所支持的。民族是什么？民族意味着是什么？它和民众有什么区别？然而，对于民族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并不少于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它也不可能具有一个共同要遵守的定义。对此最简单的回答的，民族是一个在政治上动员起来的民众。”（注解4）
   在中世纪，民族一词的用法不是如此，它用于表示一个小的、地区的，管理或者有确定任务的临时组成的区间大协作组合，用于标识同乡会或一个在内部有很难看清小组的群体。例如十五、十六世纪的大学学生就是按照nation来区别。
   我们在政治民族和文化民族的叙述中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十八世纪以来很难做出一个一般的科学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德国的Brockhaus百科全书认为，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文献中能找到的民族（Nation）最简明的概念是出自K.W.Deutsch，他从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K.W.Deutsch从社会交往出发定义了这个关键性的概念，他认为，民众是个体的聚集，它能迅速有效地超越距离与不同题目和内容使他们进行交往。这种交往的可能性的前提通常是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交往共同体本质上依赖于共同的文化。如果这样定义的民众还拥有自己的国家机器，自主的政治权力，那么就能如Deutsch所说可以称其为是Nation，一个Nation对他来说就是拥有国家的民众或族群。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