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大陆人权现状─德国大赦国际亚洲人权现状系列报告会报告

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大陆人权现状─德国大赦国际亚洲人权现状系列报告会报告
（1995年3月16日•德国•曼海姆）
   ─仲维光还学文─
   （按）从二月开始，德国大赦国际在曼海姆将陆续举办关于亚洲人权现状的系列报告会。题目和具体安排如下：二月十六日，《朝鲜的政治人权现状》；三月十六日，《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四月二十七日，《柬埔寨：通向正常运行的民主制度还是返回混乱之路？》；五月十一日，《越南─一只新的亚洲虎？》。本文是仲维光和还学文应邀在三月十六日报告会上所作报告的中文稿。
   一．中国政府领导人的信念和原则
   西方人对东方总有一种神秘感，总认为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思想方法，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精神，因此，与对待过去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和政策相比，对待中国等东方的共产主义国家总是持有不同的态度。一般西方民众因此也因此对中国政府存在着幻想，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也总是认为他们是和斯大林，以及古巴的卡斯特罗、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不一样的统治者。事实上作为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或者说是典型的共产党人，没有人性的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则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学生，他所有的政治手法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从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和斯大林的某些不同，是因为毛和邓在中国，联系了中国的实际。邓小平更是由于处于八十年代，即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所以不得不采取所谓开放和经济改革。现今在台上的所谓第二代中国政府领导人，也不是他们不想成为斯大林，而是他们的资历、能力和在党内派别斗争中的势力，使得他们不能象斯大林那样肆无忌惮。
   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们最终的追求的是权力和统治，权力和统治是他们最高的信念和原则，他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如果损害了他们的统治和权力，他们就会动用一切手段。某些时候他们采取温和的手段，甚至或如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用“大民主”“反特权”，或如邓小平那样运用“改革”，那也是因为他们感到贸然动用武力会对自己不利，影响自己的统治和权力。因此，人权问题对他们来说绝不是一个不可侵犯的原则。
   二．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和天安门大屠杀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天安门大屠杀前的历史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追求权力，无视人权的极权统治者的本性。
   1.在共产党没有取得政权时，他们为了取得政权利用民主和人权作为口号。但是即使在那时，他们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采取也是不择手段的镇压。例如作家王实昧，只是由于写了批评的文章最后被枪毙，肖军，受到监禁等迫害，几十年生活坎坷。
   2.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不同意见，例如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及反右派运动，这些都是毛泽东发动，邓小平积极参与的，反右运动甚至是邓小平主持的。
   3.在掌权后，由于党内权力斗争需要，共产党中的某些领导人也运用过民主的口号，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大民主”、“反特权”，毛泽东曾经用它来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但是，最终是为了巩固政权。邓小平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也是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党内斗争的需要才不得不采用的。这和过去东欧在某些时候采取宽松政策的原因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到八九年前，在共产党掌权期间从来没有使用过人权这一口号，甚至持不同政见者也几乎很少使用人权这一概念，而对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使用人权概念的任畹汀，共产党政府给予了极重的刑罚。
   4.天安门大屠杀的特点：
   虽然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共产党的本性，只是希望能得到最根本的一点人权，例如不被清算，稍微放松一些言论控制，但是和1953年东德，1956年匈牙利，1969年捷克事件和1980年波兰一样，邓小平由于从两方面感到危及到他的统治：
   一是群众不满并开始组织起来，在第一代共产党人的习惯中，绝对不能容忍人们竟然这样肆无忌惮的不听政府的管理；
   二是党内斗争的另一派可能利用群众的不满。
   因此，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手段。
   本来镇压是可以采取不同方法的，而且即使是在当年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也是一方面不惜一切的进行血腥镇压，另一方面利用铁幕封锁消息不让国内外人们了解镇压。但是八九年邓小平采取镇压却与此不同。他恰恰要杀给世界人看，杀给中国人看：我就是杀了，看你们能怎么样，看中国人是否还敢反对他。因此，他敢，他要在全世界的电视机镜头前面，在北京市民的眼前用坦克大炮杀。
   八九年的大屠杀和共产党国家的其它镇压相比，更过之的特点是含有对世界舆论，对世界上一切人的蔑视！
   三．天安门大屠杀后的中国大陆人权的变化和现状
   1.天安门大屠杀后的几个结果是邓小平没有料到的：
   第一是世界民众、舆论和各国政府反应的强烈。大屠杀对全世界的震动程度是过去东欧任何事件都不能相比的。而且各国从经济上到政治上对中国采取了制裁和抵制。这种压力甚至使中国的一般民众都感觉到。
   第二是民众已经和过去四十年的表现不一样了，镇压后很少有人配合政府，政府明显感到人们的仇恨和沉默抵制。
   第三是一直在窥测的党内另一派试图利用这一形势削弱邓小平的权力，乃至最后攫取权力。
   第四是东欧共产党在八九年下半年相继崩溃，造成了历史性的震撼。这几乎是任何人都没有料到的。
   上述四个特点决定了八九年大屠杀后中国政府的“宽松”政策。
   2.基于这种形势，八九年大屠杀后邓小平只有采取经济上开放的宽松政策。
   首先这种方法可以把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消费品等经济问题上，使他们在政治上消极，从而缓和和导引民众对八九年大屠杀的不满和愤怒。
   其二可以转移党内斗争的焦点，当把经济问题推倒台面上之时，邓小平除了可以利用党内力量外，依然可以借助民众和国外的影响来和党内的其他派别抗衡。
   其三化解国际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制裁。中国的市场可以使各国由于自己的实际利益而逐渐离开和削弱中国八九年大屠杀在政治人权问题上所造成的冲击和震撼。
   八九年后中国的这种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实际上在56年匈牙利和68年捷克事件后在这些东欧国家都有效地采取过。邓小平的这种经济政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由于这种开放政策，八九年后中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人们的注意力也转向了经济等消费生活。尽管中国的投资环境，例如交通、人员素质、原料供应以及相应的管理等都很差，尽管没有任何法律保证、未来充满变数，但是大量外资依然涌入中国，也造成了大量外资进入中国最初几年必然会产生的“繁荣”景象。但是，人们必须看到这种经济政策是在世界上和国内的政治和人权的压力下，才不得不进行的。无论投资人还是一般人必须看到它潜在存在的未来危险。
   3.在人权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天安门大屠杀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八九年到九四年五月底，克林顿宣布人权与贸易最惠国待遇分开时。
   第二个时期是克林顿宣布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分开处理以后：95年6月至今。
   在第一个时期，中国政府由于要执行上述政策以稳固统治，因此在政治上不得不采取了外松内紧的政策。尽量减少引起国内民众和国际注意的损害人权的政治行动。与此同时把被拘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作为换取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的筹码和西方做交易，如为了缓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制裁和通过美国最惠国待遇的审查，九○年五月允许方励之由北京的美国使馆流放到国外，以后每年五月前后或者是释放一些海外异议份子的家属到海外探亲，或者是提前从监狱中释放一些异议份子，例如王丹、周舵和王军涛等人，或是放一些异议份子出国，例如王若望、刘青、高新、王军涛等人。
   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在中国的境遇的变化也如过去东欧，即判刑期越来越短，例如王丹只被判了四年徒刑，稍有影响的异议份子被判刑没有一个超过魏京生，一般都在六年以下。而魏京生被判了十五年。
   当然即使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对内的政治和人权问题上没有任何放松。对新闻和社会集会等活动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控制，在报刊上不允许可疑的看法出现。对异议份子则采取了严密的监视，例如盯梢、电话窃听，以及在每年的六四，以及有重大事情，如开全国人大会，外国首脑来访，亚洲运动会期间，由国家出钱软硬兼施强制遣送到外地，例如仲维光回北京探亲时的94年三月，恰好是开全国人大会和美国外长访问中国期间，王丹和刚被释放的魏京生都被迫到外地旅行。王丹是一天早晨周舵带着钱来找他说，你如果中午前不随我离开北京，警察就会来逮捕你。王丹只好和周舵一起离开北京到厦门。五月底，许良英夫妇被科学院送到广西桂林，到六月八日才允许返京。王丹则事先被公安机关威胁后，到山东过了六四。四月初，仲维光去看望许良英的时候有六个警察在楼道中把他挡住，并被带到另一座楼盘问，那一期间许良英经常不允许出楼或出院子散步。人民大学的丁子霖教授夫妇由于他们的独生儿子在六四被杀害，因此一直从事帮助六四受难家属的工作，他们也一直受到监视，并经常被软禁，电话时通时断。魏京生也重新遭到拘留。
   而一般民众的电话、通信也是都受到严密的监视的。九三年四月许良英从国内给我们寄来一篇几百字的不涉及政治问题，希望海外留学生好好学习的短文，结果我们一直没有收到。九四年五月二十日后，仲维光在回德国前，在北京把一篇自己的文章分两封信，前后隔三天寄到德国，结果都没有收到。他在北京时一直受到监视，出门后面甚至有两辆汽车跟着，电话被窃听。有两个人最后一直监视他上飞机。
   4.第二个时期，克林顿宣布贸易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分开处理以后：95年6月至今：
   从克林顿宣布经济问题和人权问题分开以后，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面临了一个自从八十年代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中国政府对此的反应很迅速。例如许良英夫妇从外地回到北京后，按照以前的惯例，六四过后就会放松对他们的监视，可以自由活动。但是这一次却没有如此，警察在他的门口一直监视到九月，禁止他自由进出院子散步。王丹回到北京从六月十二日起一直受到公开的监视，屡次遭到警察的盘问，甚至拘留。以前在六四前拘留的人过了六四一般都会释放，这次被拘留的人一直没有释放，例如原来认为魏京生会在六四后得到释放，五月份为换取最惠国待遇而得到释放并立即被送到外地的陈子明也可以回到北京，但是由于克林顿的决定鼓舞了中国政府，直到今天，魏京生依然被监禁，陈子明仍然被软禁，并且时有传说，要再次逮捕判决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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