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马克的名字最初是从一位女朋友那里听到的。六九年底，我刚从乡下回到城里，碰到她，她问我，看过雷马克的《凯旋门》吗，写得好极了。自此，整个七十年代，雷马克和海明威一样深深地影响了正处于反叛时期的我，他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钟为谁鸣》在精神上、感情上，在对爱与生活的追求上，一直陪伴我到今天。后来出版的每一本雷马克的著作，《里斯本之夜》、《流亡者》，我几乎都是立即买回来，精心收藏在内心深处。
    雷马克的名字在德国最初是从一位汉学家那里听到的，他说，他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青年作家受到一些在西方不很出名的作家那么大的影响，如罗曼•罗兰、雷马克。对此我感到困惑，难道雷马克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我知道我来自一个封闭社会，所以这个问题就锁在了心底。但是，我还是深爱着我的雷马克。
    如今来德国已经几年，这个藏在心底的问题逐渐得到了解答。
    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原名Erich Paul Remark，1898年6月22日生于奥斯纳布吕克，1932年移居瑞士，1939年又移居到美国纽约，1970年在阿斯康那(Ascona)逝世。在本世纪，雷马克是拥有最多读者的德语作家之一。然而，在战后直到他去世，两个德国却没有一个邀请过他回来重访，也从没有授予过他任何文学奖，并且没有出版过一本雷马克传记。在重要的文学辞典上雷马克只是被称为“德裔美国作家”。虽然《凯旋门》是世界第二大畅销书，虽然雷马克在文学史上被肯定为那一时代，1914年至1945年间，无可争议的德国编年史作家，但是在这些辞典上有时却完全回避了这些。
    战后，雷马克只回过德国一次，并且只住了一夜。那次，为了出席他一生唯一一个剧本的首演式，雷马克和他美丽的妻子Paulett Goddard女士晚上飞到柏林，第二天一早就又飞回了苏黎士。

    战争期间，有一件残酷卑劣的事使他的心灵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那时，他和著名电影女演员玛琳娜•迪特利希生活在一起。还在希特勒灭亡之前他在美国得知，埃尔夫丽德•朔尔茨(Elfriede Scholz)女士在楼梯间中说希特勒的战争将会失败，被人告密而被捕。所谓人民法庭的主席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在判了她几年的徒刑后，顺便又浏览了她的档案。他忽然注意到“来自奥斯纳布吕克，娘家姓雷马克？”被判刑的那位女士承认是如此。“那么，您和奥斯纳布吕克的那位写作《西线无战事》的雷马克是否有亲属关系？”那位女士说：“他是我的兄弟。”于是，弗莱斯勒没有让她进监狱，而是直接把她送上了断头台。
    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再谈起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弗莱斯勒的下场如何。雷马克则出于对战后笼罩着德国社会的精神和思想的厌恶再也不想返回德国。在西方国家，雷马克一直被推崇为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他的祖国和家乡却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人们今天几乎不能想像一九三三年焚书时，这本书被扔到熊熊的火堆中时它所遭遇到的那种痛恨。然而，人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德国知识界对雷马克，以及对玛琳娜•迪特利希、爱因斯坦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冷漠；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德国对外国人的敌视，以及为了德国人的经济利益，漠视其他国家和种族的人的状况，不择手段地作买卖(例如，输出化学武器)。这不过是三十年代的那种痛恨的余波。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表面看来德国人那种出于战败、出于自己民族利益、出于自傲与自私以及出于对自己文化的所谓优越感对这部反战小说，对西方国家的痛恨，正是对人类、对近代文明、对人文主义的蔑视。
    关于雷马克的小说，九十八岁的著名作家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uenger)最近说：“雷马克和我只是描写了一件事情的两面，在《枪林弹雨》(Stahl gewittern)中我更多描写的是阵地战，而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中更多描写的则是掩蔽所战壕中的情况。”
    雷马克的反战小说中的主人公，在那个悲剧的时代，为了爱情，为了亲人、朋友，为了其他种族和国家的人，大都选择的是勇敢的面临死亡的承担，把平静生活的机会留给别人。这是一种深沉强烈的爱与责任，任何偏狭、软弱、自私在他面前都会感到无地自容。作人就要象人一样生活，作男人就要象男人，作女人就要象女人，雷马克的小说会使你深深地浸在充满冲突的生活中，会使你不断地反问自己，生活是什么，我是在逃避生活，还是在勇敢的追求生活。逃避总是有借口的，而追求却需要能够牺牲一切的勇气，需要鄙视抛弃任何苟且的借口，需要在生活的悲剧面前毫不退缩。
    雷马克带着他的小说远离了德国，却走近了我们，走进了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心中，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伴我走过一程又一程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