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中回国，曾经和两位专心于科学研究、从不参与政治的教授谈起对海内外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北京时我曾经根据两位教授的看法写成一篇稿，经他们本人看过后，邮寄回德国。但是，这篇稿子如石沉大海，在严密的信检下，我再也没有收到。现在根据那篇稿子的材料和他们最近从国内给笔者的来信重新整理成文，供大家参考。由于两位教授仍然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我把两位教授的名字隐去，分别称他们为王教授和张教授。两位教授现今都已经年过七十，我想他们的想法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既有代表性，又有启发性的。
   王教授认为，邓小平死后，中国必然有乱子，而且不会太小。中国不会发生象俄国那样的好的变化─制度的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心和俄国的大大不同。他对中国的未来十分绝望。
   回国后看了一些电影和小说，我跟王教授说，这些作品已经和文化革命之前的有些不同，是否可以说有一些进步。王教授说，他一直在国内，但是他对中国的电影、电视以及“新编历史剧”一概否定！！认为多数都非常反动，而电视剧《渴望》则是最反动的代表作。他这样的人都一直想写文章批判该剧，但是，不会有地方给发表。去年以来，大陆走红三本书，即《白鹿原》、《废都》、《骚土》，海内外议论纷纷。对这些作品，他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几位作者把性作为噱头，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问题，毫无探究。即便是对性的描写，这些作家也远没有达到《金瓶梅》等古典作品的水准。对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作家来说，哗众取宠是大忌。当然这些看法也是无处发表的。
   他说，多年以来，除了古文化（画册等等）书籍的出版以外，所有出版的中文作品中得他好评的极少！他认为看那些东西，还不如看看武侠小说。他对我的看法，即“学术界情况历来比文艺界更差”，很不以为然。他说，学术界情况确实很差，但是艺术界更差，或说极差！他认为我对国内一些现象的看法和指责都是对的，但程度还很不够。他批评我对艺术界的了解和认识太浅，因此看不到艺术界真正的缺点。他说，受海外的朋友委托，他最近买了几十本（两个系列）的所谓“非正统”小说作家的小说集。在寄出之前，略翻看了一下，见到的都只是庸俗而浅薄的东西。“作家”们对中国文化毫无常识，有人竟不知什么是“墓志铭”，便拿来乱用。如此等等，真正是可叹可笑！当年胡适等人发动文学革命，尽管也还幼稚而浅，但他们是认真的，也有相当的学术根底。现在这些人，简直是胡闹，都是些鲁迅所称的“无赖儿郎”！
   外国朋友送给他两本英文小说，一本是张戎的《鸿》，一本是“安琪”的《红杜鹃》。他认为，前者虽然在海外声名日隆，但不过平平，后者则十分糟糕。他对国外竟然翻译出版它，并在报纸上大加吹嘘，感到莫名其妙！他也看过不少港台作品，刚看时还有点清新之感，看得多了，也索然寡味。当然他们的优点是没有那种“党气”。台港作品，文字完全通顺者极少，多见别字，或用语错误，“因讹成实”。例如，“做”字和“作”字用法就极为混乱。现在大陆人学台港，就更加混乱了，此种情况恐已不可救药。

   王教授说，还有一个荒唐事，大陆“书法家”不认得中国字。写字时学台港人，写繁体，给姓“沈”的人写字，硬让人家姓“瀋”。他指出这个错误，那位书法家却说，“别人都这样写。”真乃天大笑话！作家写繁体，将“皇后”写成“皇後”，“咀嚼”写成“嘴嚼”，如此等等，真成了“做家”！
   他说，多数作家不知什么是“对联”！连金庸都不例外。金庸常参考古书，读书也很用功，他有这个条件。但是他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天”根本不成其为对联。有位作家张贤亮，写了一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本书也被禁了，但是此书实在是不值一禁。现在张贤亮下海经商，去年他对记者发表“高见”，认为作家不“下海”就“摸不着时代的脉搏”等等。什么屁话！前些天他到东南亚访问，一位从台湾去的华侨“作家”写了一幅“对联”送给他（报上有照片），但那也是狗屁不通的两句怪话，根本不是对联！在描写民国以前的电影、电视剧和话剧中，竟然将对联“倒挂”（上下联易位），也无人见怪。有一次，他在颐和园的“鱼藻轩”前，一位先生过来读匾额上的字曰“轩藻鱼”！笑话太多了！
   王教授最近来信说，听说海外报纸上报导说，邓力群发动批判“五位新右派”，即薄一波、胡绳、郑必坚、龚育之和刑偾思。如果这些人也算是“右派”，中国的“左派”大概不会比二十八个半更多，不过这件事情也透露了一种很可忧虑的信息！
   
   一九九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