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女士嘱我在《八九民运史》出版时为此书写一个序言，而且希望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是一项很难完成的工作，因为一旦进入专门的领域，要做出一些扎实的、经过反复推敲的批评，需要时间和功力。它和风花雪月的文思，海阔天空的空谈，酒後茶余的调侃，完全是两回事。作为一个在大陆封闭环境中成长的知识分子，当我反叛出那个思想藩篱之後，回头看以前的文章自己深感脸红，写的东西总有那个社会的痕迹，因此不敢随便写东西。
   
   文章中的什么是那个社会的痕迹？就是那种在哲学中杂七杂八地扯进文学，在文学中张冠李戴地塞进哲学，从古希腊谈到中国当代，把各种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的门缝中刚看到的概念，还没有理解就似是而非迫不及待地推出来。因为不深刻，所以用所谓的慷慨激昂来弥补。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写文章的目的不是要研究谈清问题，而总是在文章之外，为政治、为现实服务。因此自然会有虚张声势的特点，题目越谈越大，语言越用越空，感受越来越假，到头来"假作真来真亦假"。现在在大陆知识分子中，求"真"反而要受到怀疑，力图用学术标准谈问题会受到指责，据说是你超出了现实历史条件考虑问题。二十年来我一直是在这种双向怀疑与指责的挤压下成长的，即我对自己的怀疑和指责越深，我所受到的"外界"的怀疑和指责也越强烈。多年来的确有时感到很孤独，但是每当我走出大陆知识分子和所谓"汉学"的那个小的"外界"，看到世界及其汗牛充
   栋的书刊杂志，则深感自己不过是置身於这个大潮中的一个稚童而已。
   

   小雅女士的要求我是很难达到的。虽然如此，但是由於此书的内容和问题都是我非常关心的，所以还是想借她赐给的机会重新强调一下。
   
   早在八七年我就在许良英先生那里听到过陈小雅女士的名字，知道她对那些依附共产党权力集团的学界"风派"人物金观涛等人很有自己的看法。我从来对那些在共产党集团边缘活跃的北京学界的一些半瓶醋不以为然，所以只是感到她说了一个简单的真理，ABC而已，没有往心里去。九四年五月，去国六年後第一次回北京探亲，很想多了解一些北京知识分子的情况，於是冒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那时她刚刚完成《八九民运史》不久。此後才从别的朋友处得知，小雅女士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著名的女记者，出版过《摇篮与基地——严复的思想与道路》一书，是北京城几位活跃的"著名女性"之一。
   
   在京期间，我和她只见了三面，但是她的勇气和坦率，她的爱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德前，她委托我帮她联系《八九民运史》在海外的出版事情，我看了书稿，觉得责无旁贷。
   
   小雅女士的这本《八九民运史》是在大陆完成的，并且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在海外出版，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以目前大陆的政治现实和知识分子状况，此举无异於自寻"绝路"。作为一个大陆知识分子，我完全可以体会到从她一踏上这条路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难。首先是资料问题，在封闭的环境中，她居然搜集到这么完整系统的资料，只这一件事情，就足以让人佩服了。其次是写作的艰辛，我想这是毋须赘言的。第三，最险恶的莫过於出版後所要面对的各种情况了。很多人前两点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是因为有第三点存在，他们永远不会动笔写这样一本书。如本书前言中所述，小雅女士为各种所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了精神准备。
   
   现代技术造成的媒体传播业的发达，使得人们要寻找真谛，犹如大海捞针。很多人以为加上一个"现代化"，或"後现代"时髦用语，人类的本质就变了，人和社会、和历史的关系就变了。但是我认为并非如此。人类的优良品质依然是优良品质，恶依然是恶，人对美好的追求和爱，"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的意义"(爱因斯坦)还是真谛。在当代，只不过解除了越来越多的虚妄教条和宗教的束缚，自欺欺人的东西少了一些。但是，谁能说"後现代"的"性解放"、"吸毒"、自私自利、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不是一种新的虚妄呢？所以，我还是推崇小雅在前言中推崇的那种精神，"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傅雷译，《贝多芬传》序)
   
   小雅女士这本书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她对人的爱。在书中她明确地提出了学生的"命"也是"命"，学生运动不是谋取政治权力的"人质"。那种把学生运动当做谋取政治权力的手段的做法，其实也是共产党文化现象的一种产物。当年共产党搞学运，搞其他运动的方法和心理规范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其他一切都可以作为手段来利用。对这种文化、心理，或说社会现象的认识是重要的。争取人权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我以为中国人和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接受的就是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总结八九民运时由人权和人的问题出发。
   
    这本《八九民运史》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大陆"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北京时，看到一篇澳大利亚Anita Chan写的文章，分析八十年代大陆的各派知识分子，她认为Li Chen Lynn和White的文章说得很准确，党内改革派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多不过是热衷於制造一些民主噪音，他们和民主派在价值问题上有根本的分歧，他们的目的是反民主的。还有一些人如包遵信先生所说，他们没有能够进入体改委的圈子，虽然没有在船上，但是积极为船上的人出谋划策，时刻渴望上船。小雅女士的书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应该说是了解一九八九年前後大陆的真实情况，对极权主义社会及其思想和规范认识的重要线索。
   
   最後我想说的是，《八九民运史》由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也说明了当今中国人中文化和社会现实，那就是言论自由的空间，知识分子思想活动空间。我深深感到，在大陆除了政治上的"新闻检查"外，每个知识分子还有自我"新闻检查"。他们自觉地应用它去封杀别人的言论思想。小雅女士的这本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出版前和出版後她都会面临这种双重的困境。对於共产党的"新闻检查"我并不感到愤怒和悲哀，因为，共产党的本性就是如此，如果它哪一天变得开明、宽容了，我倒是奇怪了。但是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检查"，我的确感到愤怒和悲哀。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可以跨越过共产党的新闻检查而得到发表，但是由於知识分子的嗅觉敏锐和自我考虑而被封杀。封杀的原因当然是多样的，或曰策略，或曰资料不够，或曰尚不适合，等等。战胜知识分子的自我"新闻检查"并不比战胜一个制度更容易。
   
   对《八九民运史》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理论架构，我的确提出过一些不同看法，我认为这些讨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这本书的出版肯定会进一步讨论提供一个翔实的基础。
   
   本书在台湾出版，小雅女士在大陆，写这篇文章的人在德国，一书三地，这就是历史事实。我不知道等待小雅女士的会是什么。和小雅女士相识匆匆，关山万里，思绪难平，鉴湖女侠的诗始终徘徊心头：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撒去犹能化碧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