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答许良英先生——“革命”及其带来的思想方法研究启示

答许良英先生——“革命”及其带来的思想方法研究启示
去年九月初，我收到许良英先生这封后来公开发表了的信。由于信中有关革命一词的看法和我所接触到的文献有很大的不同，信中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西方的一般学界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我立即非常谨慎地写了一封回信，希望能够继续和许先生进行讨论。（见附件）但是在十月十号，有朋友告诉我许先生通过“友人”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这封信，这令我有些诧异，此后我上网看到。
   除去对革命一词来源的不同看法外，关于这些哲学问题笔者和许良英先生的争论早在七五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并且将近三十年来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如此，把这些讨论突然公开在刊物上，还是令我非常不习惯。因为，无论如何，一个学生公开和自己的导师辩驳问题，总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然而，这些问题却又是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甚至正如笔者上一篇文章中所说，是涉及启蒙、涉及政治社会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因此一旦公开，如果再回避将会造成非常大的误会。迟疑再三，我决定首先遵照中国人的传统，退避三舍（半年以后），以示对老师的尊敬，然后，遵照西方知识传统，严肃地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以示对老师教导、对真理的尊重。稍微能得以自慰的是，或许许先生之所以公开这些讨论，也是因为感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希望公开讨论引起社会的注意。此外，这大约也是最近五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特殊的非常值得思索的现象。
   其实，这些问题笔者在写《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历史贡献究竟在哪里》和《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中就已经提到：在二十年前就应该在中国的知识界进行，不幸除了社会条件的不允许外，还由于中国知识界的自身状况整整推迟了二十多年，到今天才得以在知识界公开讨论。笔者写那两篇文章的目的也正是希望能够展开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当然，令笔者没有料到的是，讨论的对象经过三十年，还是没有绕过自己的老师。
   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说来容易，做起来充满痛苦。笔者在这里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许良英先生，因为虽然从一九七五年认识许良英先生的第一天开始，笔者就不断地和他争论，并且由于很多争论涉及根本的思想问题，所以经常是非常伤感情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二年他招考我作他的研究生，而那时，笔者在身体和精神上正处于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此后，尽管我仍然经常和他争论，但是他一直对我各方面的情况非常关心。
   笔者将分两部分来讨论许先生信中的问题。第一部分是笔者能够找到的各种文献中有关“革命”一词论述，以及对这个词的讨论对笔者的启示。第二部分，笔者将讨论近代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和宗教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为什么一切知识都是推测？为什么人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为什么人会有宗教（广义的）感情，为什么社会需要宗教（广义的）？唯物主义到底摧毁了人的什么？如何看待评价李慎之等先生亲自参与建立的极权主义文化？为什么读过爱因斯坦、罗素等当代西方思想家著作的一代知识分子会跟着毛泽东、共产党自觉积极地缔造极权主义社会和文化，践踏爱因斯坦、罗素以及波普等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思想文化，毁灭中国文化传统？我们这两代人究竟应该如何反省这些问题？这一切究竟只是政治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有更深的思想方法问题？！
   本文首先讨论关于“革命”一词的辨析，以及对笔者的启示。
   究竟是哥白尼在天文学问题上借用了政治概念Revolution，还是近代在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上借用了天文学上的Revolution一词？对于这样一个涉及语言学、天文学史、政治学史的问题，笔者由于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因此只能从第二手的资料来进行自己的判断。为此，笔者把下列几种说法，及其论述原文引述如下。
   （1）许良英先生认为，
   “你文中说，把Revolution理解为“革命”，是从Copernices开始的，不知道有何根据？２０年前，我在《２０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哥白尼革命”是双关语，因为哥白尼的著作《天体绕转》中的“绕转”的拉丁文Revolutionibus和“革命”是同一个词。所谓革命，原来指的是政治制度的变革，这个概念（词）在Plato和Aristotle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决不是到１６世纪才有，而它首先是政治概念，以后才被引伸到科学思想领域。你文中所说的历史过程正好倒了过来！！”（引自“致仲维光”《民主中国》，2003年十月号）
   以下是笔者根据的几个德国出版的文献，以及向古希腊史和希腊语德国学者的请教结果：
   （2）在德国非常流行的皮珀尔出版社出版的，由迪特尔·瑙仑（Deiter Nohlen）组织编写的《政治科学—理论、方法，概念》（《Politikwissenschaft, Theorien-Methoden-Begriffe》）辞典中，对于革命一词则作了如下的解释：
   “革命概念原始来源于天文学，最初是从英国的‘光荣革命’（1688年）后开始普遍地用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彻底深刻的转变。按照不同领域中革命的发生，人们可以把它化分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艺术革命、科学革命。按照承担者，人们则可以把革命化分为资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和管理人员革命。”
   (3)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名的《论革命》一书中有几个地方涉及革命一词，其中既有考证性的引述也有她自己的论述：
   A．考证性的引述：（这是笔者看到的最为直接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的论述）
   “古典的语言学者已经多次指出，我们所使用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既不是严格对应于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希腊词στασιζ，也不是μεταβολη` πολιτει`ων”。对此可以参见W.L. Newman所著《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Oxford 1887-1902。在Heinrich Ryffel 所著的《Metabolé Politeion》一书中也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Hannah Arendt，《Ueber die Revolution》， Piper, Muenchen Zuerich, 1994，第364页，第一章有关Revolution一词来源的历史背景注释）”
   B．阿伦特的论述：
   “现代使用的Revolution一词，和罗马历史或者市民纷争中的mutatio rerum 几乎没有共同的意义。mutatio rerum，我们知道它是来自希腊城邦国家的στα`σιζ一词。但它们既不能等同于柏拉图式的急剧转变，那种政治体制自身具有的μεταβολαι`；也不能等同于波利比欧斯的政治体制的循环，那种与所有人类事务密切相连的πολιτει`ων α`ναχυ`χλωσιζ，由于它内在的发展趋势，在极端的情况下会激发自身的变革。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熟悉的正是这类变革以及与之俱来的暴力。但是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对我们却天经地义的是：在这种变革中总是会展现某些全新的东西，并由此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对他们来说，变革并不中断世界的进程，只是把它的循环带到另一个阶段。这种循环是一切生命形式的存在方式：运动、持续运动并且重新返回起点。不论人类事务如何多变，世界的运行在整体上是恒定不变的。这里，正如同在作为整体的宇宙万物中，很少会产生真正的、新的东西。
   (该书，第一章，第23－24页)
   (4)在Chalmers Johnson，《Revolutionstheorie》（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Koeln Berlin，1971）一书中，涉及Revolution，一词是这样说的：
   “我们所使用的‘Revolution’一词非常适合于一种不良倾向，它表达的是为了一个即定的目的使用暴力政治手段的概念。虽然‘Revolution’在政治意义上的使用最初是在文艺复兴后期，但是，很多更为古老的含义（例如，行星的‘转动’）给了这个词一种弦外之音。他使人想到，人类事物或许应该类似于统治宇宙的超越尘世的动力的行为。如果我们注意考察地球上最古老的，并且一直存在、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文，我们就能进一步看到‘Revolution’‘大地近动ution治手段论述革论述革命的的政治含义。在中文中‘Revolution’一词对应描述的内容是中国皇帝的统治权、权威。‘天命’（原文直接印出汉字‘天命’－笔者注）字面就意味着‘代表上天’。当我们把‘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原文直接印出汉字‘革命’－笔者注）就是取消他的代表权。如果人们对孔子学说中的天命一无所知，也就是据此天子拥有更高的德行，并且由此而拥有统治的权力，那么人们对于在中文中‘革命’一词的思想就会完全不理解。
   虽然我们所使用的单词Revolution，本来不包含上述这种意思，但是，西方的Revolution的概念却也在类似的方式上和政治制度思想联系在一起。它含有不必要，并且因此也无法辩解的动乱在内的意思。”（16页）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政治学理论家。他告诉我们，革命具有前后特定的联系。这就是说，如果人们知道，为什么一些人希望应该按照他们的看法建立社会，改变社会关系，人们才能理解革命。亚里士多借助很多例子表达了他对这个题目看法。‘要求平等是永恒和普遍的，它促发了反抗起义（Aufstaenden）……在对平等的要求中，如果他们认为比起那些特权阶级他们自己得到的少了，就会愤起反抗。可能同样的是，拥有特权的人要求不平等和特权，但是，尽管不平等，如果他们相信和其他人相比，他们不能继续更多地拥有，大家都仅仅是同样地增多了或减少了，也会愤起反对。—这种倾向可能是正义的，但是也可能是不正义的。’（此处笔者翻译自书中的德文译文，德文译文出自Aristoteles：《Politik》，Eugen Rolfes翻译, Hamburg，1958，P167，169－笔者注）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于‘Aufstaende’一词的使用比我们有更为广泛的意义。—他研究的是广泛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转变，在这里暴力革命仅仅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症候。—然而，无论如何他强调的是，革命必定是从一种人们已经不再满意的、肯定的社会制度的研究推导出来的。亚里士多德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社会组织的原则忠实地反映了人们的观念，那么就不会产生革命的感情。
   一般我们能够说：革命概念在更进一步和更加抽象的概念层次中找到栖身之处，它们涉及人们互相依存的社会组织。……（17页，18页）
   (5)尽管笔者在写作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一文的时候参考了上述的资料，但是，在收到许良英先生的信后，特别请精通中文的东亚艺术博士Petra Klose，中文名字柯九思女士，和笔者一起请教了古希腊史和希腊文专家，她的哥哥Dr. Dietrich Klose博士，请他为笔者订正解释了上述文字中的希腊文，以及在古希腊人的思想。
   D. Klose博士解释如下，
   A．古希腊人使用希腊文写作，Revolutionibus是一个拉丁文。他说，的确如阿伦特书中文献所说，在希腊文中没有和revolution完全对应的词。
   B．希腊人的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和有些类似的地方，中国古代是阴阳的对立转化，没有所谓好坏，谁战胜谁的问题。而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也同样如此，循环替换变化是一个特点，但是没有现在意义上的那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革命。在古希腊政治思想中，如果僭主制不行了，就换为民主制，民主制出了问题，就再用其它制度代替。这种循环替换和近代带有颠覆性，并且具有全新开始的“革命”不是一回事。在古希腊从来没有使用过revolution描述带有革命性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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