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
   
   拜见过达赖喇嘛，从达兰萨拉回来，两个问题始终徘徊在我的脑际：
   西藏流亡人士四十年奋斗，条件那样艰苦，为什么没有象汉族那些海外民运人士那样斗的不成样子？难道他们不是常人，没有常人的弱点？

   达赖喇嘛和我们那些所谓民运精英，究竟有什么区别，究竟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学习？
   如果我们汉族那些民运精英获得诺贝尔奖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
   返回德国，还没站定就看到民运内部大战的消息。这其实是不足为怪的，以我们这些人的文化背景，人格现状，和所承担的名誉，想要扮演的角色相比，产生了分裂，不出问题才奇怪。
   我常常想也许真的有个上帝，不然人世间的事情怎么那么机巧！
   一九九二年华盛顿内斗大会后，我就曾经感叹过，如果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八九年那两年倒了台，这些人在中国本土闹，那中国的结局恐怕还不如今天的南斯拉夫。
   苍天有眼，此话似乎不假。名不副其实的人和事，最后一定会显露原形。谁也不能欺骗命运。八九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他们获得的声名超过了他们所能承担的限度，结果就声名狼藉。那些为党内斗争服务，斗败了跑到海外的“学者”、“党徒”，到今天学界都清楚他们“学养”不足，自然只有在民运内部内斗。那些商人虽然在内斗时信誓旦旦，一不会再回到党内，二不会再经商，但是，如何能熬得寂寞，如何能有伏枥，志在千里的胸怀。找个曲儿，哼着“民运人士下海忙”，依然可以不离名利场。
   一位民运朋友说，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已经超过哈威尔等东欧知识分子的水平了。魏京生上个月在德国也说，我们高过东欧当年的就是我们有民运组织。
   这些判断真的有些离谱了。且不说东欧知识分子的离心运动几乎是伴随着共产党的诞生就没有断过，就说西藏问题，当西藏人开是反抗共产党暴政的时候，我们这些汉族精英不还都是紧跟共产党的领导。哈威尔说，我们每个人都既是共产党的受害者，也是共产党的缔造者。难道不是如此吗？文化革命不是我们参与缔造的吗？难怪五九年跑出来的西藏人都痛恨汉族人，他们的口号都是“把西藏从中国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而八、九十年代跑出来的藏人则看到汉族一般民众对共产党暴政的不认同，而开始把共产党政府和汉族区别开来。这不是苍天有眼吗？
   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倒台了，只剩下中国共产党；只剩下中国的民运内斗不断；这其时是命运的公平。人家半个世纪多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人家党内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变化，你都没有，怎么能不补这一课！你不才走了十几年，从知识分子到党内，你都差远了。不说别人，就说王希哲，他在和魏京生的厨房谈话中，自己就承认在八九年后才对共产党有了认识。而早他十年，以南斯拉夫为榜样的第五个现代化，似乎也不能说是对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至于再早十几年的联动，即便他们反对当时的中央文革，那也掩盖不了他们身上特权的腥臭、党卫军的光芒。就上面而论，王希哲先生既然知道自己有很多课要补，那么何必匆匆忙忙地出来打架呢？王希哲先生为中国的“变化”受过苦，承担过，为什么不珍惜自己过去的努力和名誉呢？何况打架也还有多种打法，为何如此近视，不能学学太极高手呢？
   民运内斗之所以如此残酷，大都是近视的缘故。九一年在布达佩斯，我曾经对万润南先生说，作一个体面的败选者，你会在现实中获得更多。然而，可能他有难言的难处，不能下台，结果只有死斗。至于九二年，当然还有另一层，就是认为民运立即要胜利回国了。这一次也是如此，不过是民运资源问题。其实，中国话有“大位不以智取”，为何没有引起注意呢！
   民运内斗之所以如此残酷，其实并非都是内斗。丁子霖女士说，警惕有人以人权民主作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一些人在国内熬不到上共产党刀笔吏，到了海外终于能舞刀弄棍，自然对于“有所施展”格外兴奋，出手当然不轻。看看那些大批判语言，不是比时下的国内文风还甚。内斗不内，我们是在补晚起步的课。
   时下，谁都知道这种内斗是共产党文化的作用。可能这就是汉人的民运和藏人的流亡运动的区别所在。我们这些共产党培养起来的人，思想框架，道德规范，都是极权主义的。没有神圣，没有敬畏，如果再自以为是，没有任何反省，那确实就是灾难。魏京生是一个很有承担的人，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
   谦虚和反省难道真的是学不来的吗？
   谦虚和反省，是一种对生命的好奇和追求，是一种真正探索的动力。我想这就是达赖喇嘛的过人之处。英雄自应收到赞扬，但是，智者和圣者的旋律却是另一个世界的。苍天有眼，诺贝尔奖授给能名副其实地承担它的角色的达赖喇嘛。然而，我相信，如果角色错位，命运总会纠正回来的。
   民运内斗不止，我们中国人都在补晚起步的课。知识界和舆论界少一点乡愿，少一点吹捧，多一点虔诚，多一点批评，任何人都会有所收敛。如果你为“大局”搞所谓“一致对外”，就肯定会有人利用它营营苟利。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德国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