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只有人性，对自由和爱的追求是永恒的—

只有人性，对自由和爱的追求是永恒的——写在刘宾雁先生八十寿辰

—仲维光—

一．“这充满活力的身躯，应该有一个浪漫的、充满诗意的青春!”
   五七年第一次听到刘宾雁先生的名字，我还是个八岁的孩子，只是依稀地感到他是一个妖魔鬼怪般的大右派。七十年代初期，再次接触到这个名字是通过一本内部读物，《苦果》。这是一本英国人编辑的，选编记述五七年前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情况的文集，副标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其中选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那时刘宾雁和王蒙对我们这些刚刚懂事的少年人来说，是遥远的历史人物，而共产党社会也是如铁打江山。我根本不会想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共产党集团能够崩溃，也没有想到日后能够认识刘宾雁先生，和他共同反对残存的几个共产党专制政权。但是就在那本集子中，刘宾雁先生和王蒙的文章，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的文章相比，我觉得是苍白的。
   稍后更多地知道刘宾雁先生，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事情。那时我的思想已经走出了共产党社会，所以虽然我不时看到刘宾雁先生的文章，看到他在社会上的影响纷纷扬扬，并且经常听许良英先生提到他，但是我并不很以为然。由于我早已经彻底反叛出共产党社会，因此我不认同他对社会、对共产党以及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八九年后，我甚至经常在文章中把他的观点当作具有典型意义的肤浅观点批评，例如他对他成为右派以前的“共产党的肯定”、“对刘少奇以及其他一些所谓温和、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肯定。我把刘宾雁先生归于和体改委中的那些人一样，是在党内斗争失败了之后，逃出来的另一类“共产党”人物。坦率地说，我没有他们那种对共产党的感情。
   真正认识刘宾雁先生是很晚的事情。九九年，因为组织六四纪念活动，邀请刘宾雁先生和郑义到德国来，第一次见到并且认识了刘宾雁先生。那一次见面，在观点上仍然没有使我们接近多少，反而似乎渐去渐远。但是，在性情上，我们却接近起来。刘先生的宽和、多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思想上虽然有很深的共产党气，但是，他似乎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导师”作风，在人性上没有那么多的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依然是一个充满情趣和人性的人。
   我不相信这是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活所致，因为有比他老的，也有比他年轻十几岁，甚至二三十岁的人，同样到了海外十几年，除了政治上变得激烈地反对所谓“共产党”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改变。所以，在我看来，即便退一步说，流亡生活改变了人，流亡生活也只能“恢复”那些本性中有这些东西的人。刘宾雁先生，是一个天生富有人性的人。
   对此我感触最深的是，他不是一个除了政治什么都不能谈论，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不爱的人。我和刘宾雁先生、诗人多多在汽车上，在家里谈论最多的是生活。由于我太太还学文和我是第一次见到刘宾雁先生，他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他端正的相貌，巍巍的身材，以及眉宇间洋溢着热情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太太不由自主地就说，刘先生，您年轻的时候一定非常漂亮吧？
   真的，这就是刘宾雁先生的过人之处，他一下子就会把你的想象力激发出来，一下子就能够使你想象到，这个生命在年轻的时候的活力和魅力。我自然而然地就问他，是不是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女孩子被他吸引。对此，他天真地笑了，笑得那么真情。我们于是也从欧洲各国的风貌谈到各国女孩的不同。
   我对刘宾雁先生说，我这一辈子倒霉，从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到了一个极权文化思想的诞生地。我忍受不了德国知识界那种对国家机器、权力机构的崇拜，忍受不了那种僵硬、没有想象力的气氛。在这种空气中生长的德国女人，脸上的线条和面部表情永远是僵硬的。我记得此后第一次踏进巴黎，尤其是踏进布达佩斯时，最深的感受就是那里的姑娘们的脸上充满的光明、欢悦和美好。刘先生说，他五十年代中期曾经作为政府的一个代表团成员到匈牙利去过，对此也有很深的体会，和代表团接触的匈牙利姑娘对他们非常热情。
   我从刘先生的眼神中看到了甜蜜。想象力也立即长上了翅膀。遥想刘先生当年，五十年代中期，正当三十，生命力最强的时候，人已经接近成熟的时候，对女人最有吸引力的时候，风流倜傥、雄姿英发。我想大约那个时候，刘宾雁先生也是身穿蓝色的中山装制服，对那些像太阳一样灿烂的匈牙利女孩口嚼革命词句，可就是这样也挡不住他的魅力。我对刘宾雁先生开玩笑说，应该肯定说有匈牙利女孩爱上你了，您当年是不是也差一点“和了蕃”？刘先生开始环顾左右而言其它了。但是我却继续想象下去。那是刘先生誉为最好的年代，然而刘先生敢于随便去爱吗？他“搭乘”党的“车”到了匈牙利，似乎贵为人上，可他有自由吗？那个时代，作为平常人，他已经不能自由出国，自由迁徙、自由调换工作，作为代表团成员，他不敢随便讲话，更何谈“爱”字。
   这充满活力的身躯，应该有一个浪漫的充满诗意的青春，可这样一个生命被革命，和他自己参与制造的文化和制度黯淡了、毁灭了。他居然还满意地回忆五十年代初期，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有了一个好的开端，说那时如果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走，中国就好了。

二．“我们说它暴殄天物，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我最不喜欢和他谈的就是政治，政治使我们陌生遥远，而对生活的体会和爱使我们接近。然而无论分析什么问题，我却又不得不接触政治问题，因为生活在共产党社会的人无法摆脱从你生下来就打入到你的血液中的这个政治毒液；因为，它正是刘宾雁先生参与缔造的极权社会最独特的特点，这也是这种极权专制和中国传统，乃至一切传统中的专制最根本的不同点之一，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特点。也就是为此，我和刘宾雁先生接触时最愉快的就是，我们可以不谈政治。
   对此，每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应该深有体会，这的确已经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几个中国人凑在一起，很快就转入政治题目。而更有甚者，我曾经和一位八九年因一时冲动而住进监狱，然后才偏离了那个社会并步入民运的人士有过几天的连续接触，他居然连一分钟都离不开政治。每当我们其他几个人说笑，欣赏风景的时候，他就或者是沉默，或者是突然抛过来一个政治问题。不仅如此，他的语言、甚至文章，直到如今，还是这样，任何东西到他那里都立即上升为意识形态，成为大而化之的政治性的口号标语。我想，离了政治，离了“民运”，他大约无法生活。
   把一切政治化是当代共产党极权社会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这个特点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使得人们无法正常理解生活。它甚至成为一个梦魇，缠绕着每个人，每个家庭。我们在国内的一位亲友，是位教授。他其实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工作者，然而，即便是每年过年、过节的电话也是开门见山地谈论政治，国家形势。而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是典型的中宣部的那一套，毫无新意，假大空，但是他谈论得非常得意，这使我们感到，他和那位民运人士一样，他们的这种谈话方式，也可以说这种生活方式，并不是“被迫的”，而是已经真的渗透在血液中，是自发地喷涌出来的。
   这种“关心政治”是典型的共产党思想文化，而绝非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传统中虽然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中国文人和民间却也有崇尚清谈，琴棋书画、饮食男女。只有共产党文化，由于他们一贯崇尚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所以从来是政治统帅一切，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一切围绕政治。这在现今中国依然是如此，开放是为了政治，经济改革是为了政治，办奥运会也是为了政治。笔者曾经在纪念李慎之的文章中提到，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的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就是政治。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很典型，你甚至到了海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躲不过令人厌倦的政治。
   所以令我惊奇的的确是，我居然还是能够和深陷政治漩涡的刘宾雁先生不谈政治。那一年不多的接触，我们在汽车上，在会议休息中，在家中，谈了不少家长里短，谈社会的风土人情，谈女孩子的特点，谈人间的是是非非。这说明刘宾雁爱生活过于爱政治，说明刘宾雁保存了更多的人的内容。
   然而更令我惊异的是，七十五岁的刘宾雁先生，对女孩子们的各种魅力，仍然保存着新鲜敏锐的感觉。这是生命力的象征，我由衷地佩服他，不知自己到了七十五岁是否仍然会有如此的激情和冲动。与此同时，我心中也有一缕悲哀，不由得想到，这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家，然而，他却居然一辈子从来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文学活动。他虽然担任过不同作家组织的主席，但是平心而论，我觉得他对文学的理解过分狭窄。革命和共产党的思想改造了他，文学在他那里，过多地染上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那种思想，除了和现实的关系，就是和政治的关系。他轻疏了文学和人性的关系。其实就是在中国文学中，文学也是远离现实和政治的，因为感觉敏锐丰富的文学家，大都厌恶，并且远离尘世间的生活，对尘世间造成的阻隔、不真、丑恶感到绝望。
   在那次接触中，我直截了当地对他居然仍然保持了年轻的感觉和活力的表示感叹和佩服。刘宾雁先生说我，这个小子，一口一个刘老师地叫着，可就是没有正经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才是最正经的生活，那些政治问题，那些社会问题，都会过去，这才是永恒的、正经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被逼得走向这条为了真正的生活而不得不问政治的路。我们的奋斗、努力，是为了摆脱这一切。假作真来真亦假，那个变态的、畸形的专制文化，已经把我们彻底地改变为不辨真假，失去了真正生活的口味。
   政治毁了刘宾雁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我要说的不是被整肃，而是最一般、最平静的生活都是被异化了的，被毁灭了的。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我们本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本可以更多地享有生活，更多地享受生命，作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就是这种共产党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生活，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卷入政治，毁灭了我们的生命。就以刘宾雁先生为例，如果没有这种最近一百年来左派文人，思想家，革命家带来的共产党文化，他的生活会更加丰富、灿烂。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像契克夫、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那样的文学家，为人们留下不朽的著述，他也可能像司汤达那样为我们留下写入小说的浪漫的一生。但是，现在，他流亡，远离故土、亲人，他不停地谈论政治，而不能展开他那丰富的人性，展示他男人的一面——对各种风情的女人的爱，展示他对文学的感受——对不同艺术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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