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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维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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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目荒唐 一纸惆怅
·达赖喇嘛﹕当代的智者、圣者—达赖喇嘛及当代中国思想问题述评
·一书三地——写在《八九民运史》出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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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共产党社会和中山思想——中山思想对未来中国统一的启示
·再回大陆
·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
·极权主义和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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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许良英:致仲维光——关于李慎之批评的几个问题
·最近二十年中国知识界的几个社会思想问题-----由悼念李慎之先生所想到的
·李慎之先生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文化思想簡析
·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
·极权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和科学思想讨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二)
·极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科学和良知的冲突─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三)
·从苏联的解冻文学到中国的文学解冻─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一)
·不该忽视的经验─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二)
·地域主义、极权主义,及自由经济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入世对两岸经贸关系和“三通”的影响
·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
·知识分子的劣迹─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四)
·封闭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学术与政治─大陆知识分子走向辨析〖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五)〗
·卡尔•波普谈共产党国家改革─戈尔巴乔夫是改革者吗?
·德国知识分子的原罪─卡尔•波普谈德国思想传统及其恶劣影响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捷克经济学家奥塔•西克谈共产党国家的改革
·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
·尊重个人超越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波普和萨哈罗夫─关于傅大为先生对卡尔•波普纪念回应的价值和史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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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族主义和中国问题
·南斯拉夫式的危险存在吗?─关于两岸关系的几点想法
·封闭社会中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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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生死》读书札记—兼谈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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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和知识精英》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以尊严抗拒“政治”对奥运的污染──究竟是谁在用政治干涉奥运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究竟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废除共产主义制度
·当代中国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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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德意志电台》“报导”中译文按语
·“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文化的墮落和墮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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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生死》读书札记—兼谈当前中国知识界的一些问题


   一.平常又不平常的生活
   《穿越生死》刚刚出版的时候,我看了很想写点感想,但是,因为很快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它使我暂时放下了已经断断续续写下的一些想法,参加了一些有关九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现在时过半年,读《穿越生死》一书所产生的一些感受始终萦绕在我的脑中。因为我感到,这本看来平常的书中,隐藏着最近十年来在中国民众和社会生活中很多根本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感情的变化,文学观的变化,思想方式的变化。这些变化来得那么缓慢,却也可以说来得那么突然;这些变化来得那么平常,却也可以说那么彻底;这些变化来的那么浅显,却也可以说来得那么深刻。它使我感到,中国的“知识精英”、“文化界的精英”、“思想精英”,可能正在无声无息中逐渐被抛弃。
   历史的变化也许就是这样,这本《穿越生死》,还有那本《静水深流》,看来平凡,文字和结构都有些粗糙,不是行家里手的作品,但是,我认为,几十年以后的人却会发现,很多东西是从它们开始的。
   二.中国的变与不变
   (1)阅读《穿越生死》,首先不可避免地就会接触到对时下中国社会的评价问题,它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及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去国十几年,亲友对我说,看看国内的经济变化,共产党由于改革已经变了;昔日的朋友对我说,你不了解国内情况,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坚持传统意义上的独立自由了;但是,我凭自己半生在那个社会的生活经验,从六九年以来一直未曾间断过的对那个社会的知识、文化和政治问题的探索,认为,也许极权社会的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但是从教条的毛泽东到实用的邓小平,决定那个社会的变化的所有的根本的东西都没有改变。正如五十年代中期的共产党和六十年代中期的共产党,虽然统治形式和社会状态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和文化革命的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而回到最近十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不仅没有走出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反而由于没有才气而变得更加猥琐、粗俗不堪;至于畏避风险艰难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坚持过独立自由。
   我的确没有看到政治上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有什么比昨天更加“无法”坚持的理由。
   然而,去国十几年,最近几年我却不得不承认,有一个变化,一个社会现象,对于我来说,尽管从理论上有所预言、有所预感,但是,还是感到,它来得那样突然,那样令我难以理解。这就是一九九九年中国政府突然大肆镇压的法轮功现象。现在,眼前这本《穿越生死》,记述了我所不了解的从九九年开始的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我从并非知识分子、作家的王玉芝的文字中看到了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看到了中国知识界所没有做到的,没有坚持的内容和精神。
   《穿越生死》记录了一个普通的,几乎没有很多高深知识和文化的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对残暴的极权和谎言的追求和遭遇。
   (2)共产党社会是一个完全政治化、完全意识形态化的社会,这几乎是所有研究极权社会思想文化的专家学者得到的共识。我自己生长在那个社会,从自己的身上对此也深有体会。五十年代,共产党打掉、打断了所有前代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脊柱,从那个时候开始,灌输、豢养了两三代完全浸淫了共产党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两三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头脑,都是共产党所精心安装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框架、道德规则,都已非正常。到八十年代末期,由于陈寅恪、梁宗岱、洪谦,以及他们培育的一代学人,刘杰、蒋天枢等人的辞世,中国既失去了传统的灵魂,也灭绝了西方的精华。这个特点不仅反映在共产党社会的各层精英们的身上,也反映在八九年那批学生,以及其前后的所谓“民运”人士身上。然而,现在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空“前”绝“后”的时期,法轮功从天而降。我所说的从天而降,或许是对我自己而言,因为九九年前,我从来也没有注意到法轮功的存在。
   九九年五月刚刚听说法轮功,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和传统密切联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的群体,为此,第一,我无法理解它如何能够在中国社会重生并发展,第二我深知共产党的残暴,我感到,它将要为生存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一场你死我活的抗争将会在中国爆发。因为这一切曾经在此前的东欧等共产党国家中发生过多次。此后几年,在中国的发展,果然重复了这个残酷过程。现在,《穿越生死》这本书则和很多前东欧不为当时社会所容的文学作品一样,记述了人们在黑暗中的追求和牺牲。
   (3)事实上,对比九九年的镇压和八九年的镇压在几年后产生的结果,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冲动,
   八九年的镇压,及其后东欧集团的崩溃,居然导致了几万海外“留学生”参加民运。但是,这个聚集是一种政治性的聚集。很多人不是由于厌恶抛弃共产党社会的制度、生活方式,文化精神,知识框架和道德伦理,而是由于对某一种现象(贪污腐败)不满,对某一个人(邓小平、李鹏)或派别不满。还有一些人则是由于感到社会要有大的政治变化了,因此雀跃躁动,想要搭这班车,随社会起浮。但是,用“政治”聚集起来团体,一旦政治形势变化,则必然是飞鸟各投林。
   与之不同,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镇压产生的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因为,实际上,在一个极其残酷的一体化、一元化的专制社会,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它的诞生不仅困难,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在一种死地,没有希望的可能中。然而,它既然能够发生,一旦发生,就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深化,不会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轻易消失或灭亡。在这种意义上,二零零四年年底出版的王玉芝女士的《穿越生死》,不仅从题目上预示了这个历史性的现象和过程,而且从一个个人的具体的经历和在这个磨难中的感觉真实地记载了它。
   《穿越生死》究竟穿越了什么样的生死,笔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它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三. 艺术与人性的重新觉醒:
   林昭、张志新,以及回忆文学和王玉芝的《穿越生死》的区别:传统文化和党文化的产生、扩延
   (1)作者王玉芝的确不是中国当今的知识,或者说文化精英。这本书记述的也不是让人一看感到深奥、重大的问题,而让人感到普通、平凡。它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的心声。但是,对于自认为自己已经探索了三十多年启蒙和科学思想,一直关心当代文化和精神问题的我来说,我却发现,整个作品中渗透着很多深刻的思想文化变化,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变化可能就要到来的征象。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化费二十多年努力反省、改变的很多东西,王玉芝女士一下子都捕捉到了。
   在这本书的九十七页上,王玉芝女士写道,“有一天,我正在印刷真相资料,不小心把墨粉洒到黄色的衣服上,费了很大劲儿才清洗干净,可是再怎么洗也没法恢复原样了,这使我联想起谎言和仇恨如何残留在一个受蒙蔽的人心中。”
   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毛泽东早就深切地认识到,所以他说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毛泽东自己成功地做到了。他打断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脱胎换骨地改造了他们,例如费孝通等人;他成功地生产出“新”的两三代知识分子。这两三代人,从生下来就被彻头彻尾地染成了别种颜色。王玉芝女士和笔者都无可幸免。
   对于王玉芝女士的这个感触,笔者在对自己的反省中深有体会。
   很久以来我都无法摘掉共产党安装在我身上的眼镜。这使得我在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泽东共产党进行反对封资修的革命,直到六九年初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遵循毛泽东思想,文化革命几年要搞一次,如何有效地防止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时我们居然愚昧地认为,我们在精神上和知识上超越了前一代人,超越了世界。我们真诚地认为,我们掌握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两“论”,在知识上,罗素、陈寅恪这些人已经被抛弃在后。那时作为人,我们当然也有不满,有愤怒,有爱和恨。但是,就是这些也完全是党文化式的。
   这个党文化是五四以来中国左派知识分子配合共产党政治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它已经有着将近百年的历史。这个党文化有着自己特色的,假大空的价值观,假大空的思想方法和语言,假大空的欺骗民众的煽情。它营造了一种敌视传统与一般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只要它占据统治地位、主流地位,就会立即对社会的文化、知识和道德规范显示出巨大的破坏性。对此,我深有体会,在文化革命中,我自己也热情地参与的造反派,这个造反派和某些前辈左派知识分子,某些前辈所谓“有正义感和热血”的共产党员一样,虽然有对所谓“正义”、“民主”、自由的追求,对不平等的反抗,但是,他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和知识框架,却和前辈是同样的,不过是在试图完善这个五四以后,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和世界的社会,及其文化,乃至所谓知识,也就是所谓共产党思想和社会。
   一百年来中国人的人性走了一条畸形的变态的道路。从一个正常状态,正常社会,也就是,从一个具有多元特色:好的和坏的,积极地和消极地,人性的和对抗人性的,各种因素能够调整自己、调整社会、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社会,逐渐发展成一个畸形的,一元化党文化统治一切的社会。这个党文化的特点是,自以为真理只有一个,而自己不仅能够发现,并且代表真理。这种信仰和整体主义的认识论思想方法不可分割。它在文化和知识领域的反映就是“假”、“大”、“空”,在人们生活中的反映就是一般人性、伦理道德的扭曲。正是它的这种二分法思想造成了二次大战中德国千万人跟随希特勒屠杀残害犹太人,各共产党社会屠杀残害所谓阶级敌人。人们一旦被这种文化附身,谎言和仇恨就会自然不断地产生。所谓“假作真来真亦假”,五十年来每一个在共产党社会社会生活过的人对此都有很深的体会。
   然而,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建立和一统天下,却非一日之功。它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从五四前后在中国努力奋斗半个世纪的产物。其后浸淫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包括那些受它迫害的人,不仅要反抗迫害,而且要反抗这种文化,包括它对每个人自己的毒化,也就是要自觉地寻找它溶化在社会每一个角落,溶化在每一个人自己身上,喜怒哀乐中对人性的扭曲,自觉地反省它在思想方法、知识框架中的加强给我们的变形眼镜。我深知进行这一切的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很多时候犹如想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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