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回国所遇

回国所遇
去国怀乡，不觉将近六年。暮春三月，回到久别的北京。扑面而来的不是浅草碧树、乱花迷莺，而是灰色的一柱柱冰凉的水泥，犹如密集的藩篱。这水泥钢筋的城市，就是我的故土？这藩篱，就是我魂之所系的生地？在血腥的"六四"纪念日前，我在这个"城堡"中生活了五十天，在水泥缝中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友；在藩篱中重新体验了那个社会。

    一

   到京的第二天，我到中关村去看望我研究生时的导师许良英先生。在许先生居住的楼外，停着一辆小面包车，玻璃是茶色的，车里有两个人举止可疑。我觉得不太好，但是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可耽心的。没想到我刚一推楼门，忽地一下从楼里跳出来六个警察，横在我面前，问我，"你找谁？"我说找许良英，他们问我和许良英的关系，并要我出示证件，我说我原来是他的学生，在科学史所工作，现在刚从国外回来，只有护照但没有随身带着。他们说你没有证件，无法证明你的身份，不能见。我说你可以和我一起上去问许先生，他可以证明我的身份。我坚持要见，于是他们把我带到另一座楼，要我等一等，说要向上面请示一下，那里还有几个警察。一位年青一些的警察悄悄对我说，对不起，这是公务，没有办法。在那里我大约等了十五分钟，那个去请示的警察回来说，我们查了，你昨天刚从德国回来，你去吧。将我放了进楼。

   第二次和警察打交道是管理我所居住的那一片地区的"片警"到我家来坐了近两个小时。我想也是公务，在我在京时他必须来访。那天正好我的一个朋友来我家聊天，这位年青的片警东拉西扯地把我的那位朋友的工作单位，电话要了过去。当然也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什么也不怕的人，所以老实地告诉了他。

   在面对面的打交道后面，还有背对背的交道。这原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我觉得国家为我浪费这么多人力是不值得的。我的两个朋友周日到我那里坐了半天多，没想到，第三天,其中一位朋友的居住地警察，对他单位人说，他周日到了一位十分特殊的人那里呆了半天多。科学院保卫处在我到京第二天就通知我原来工作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说仲维光带着任务回来了。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听到后说，他带什么任务，除了他自己的任务，他从来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

   五月初，应朋友之邀请，我去白洋淀参加一个诗歌座谈会。举办单位来汽车接我和几位朋友。为方便，我们约好在东直门集合上车。车一开，有一位朋友就发现后面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跟着。我觉得她有些过于敏感，不相信有此必要来一辆车跟着。但是车开到中途我们下车休息时，发现那辆黑色的轿车在远处也停了下来。我们再开车时，它又跟了上来。这时我开始有些相信了，不时注意它的位置，发现它一直保持一定距离在我们后面，而且似乎不是一辆而是两辆跟着我们。在县城附近，我们碰上了堵车，那辆车也不得不贴了上来，我记下它的车号：V00968。为了躲开堵车，我们开上了一条小道，那辆车也跟了上来，但是这是死路，我们只好原路返回，那辆车也跟着返回。我们横穿过堵车的公路，开向了另一条路，它们始终跟在后面。我们又一次开到了一条死路上，那两辆车中一辆已经拐过来在路边等我们返回，另一辆车则干脆在原路口上等我们返回。进了县城后碰上了两个红灯，终于看不到这两辆车了。但是晚上十点从招待所的柜台上打电话到我们的房间问，我们是否从北京带来一辆车，如果不是我们带来的，就不准许他们停在招待所的院子里了。到院子里散步的朋友告诉我们，那辆车的车号就是我们记下的V00968。虽然我始终觉得无此必要，到任何地方去都不太注意，但是当局还是愿意派两个人跟着我。离京那天在候机厅，送行的亲友很快发现两个人一直在不远的地方监视着我。一个空手，一个随身携带无线电话。那两个人总是在离我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每过一两分钟就要向我张望一次，动作十分显眼。我托运行李，通过海关，他们均在我后面。进关后，又看到了他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每过一两分钟向我坐的地方张望一次。送行的亲友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一直看你上飞机。

   为了试一试警察大国是否如此严密，信检是否是百分之百，临行前一周，我把一篇稿子分装在两封信中，一封信装一、三、五页周一邮出，另一封信装二、四、六页周四邮出，邮到我在德国的地址。这两封信果然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收到。回到德国，朋友告诉我，这完全可以想象，以前在东德，每五个人中有一个为国家安全部工作的人。

   二

   在京期间，几乎每周去一次许良英先生家。他今年七十四岁，但是仍然在为中国的民主奔走呼吁。三月。他和其他几位教授共同联名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释放政治犯，实行言论自由。警察对他实行了严密的监视，甚至一度不许他走出院子。" 六四"前遣送到外地,"六四"后至今仍然每天有警察在楼下公开对他进行监视。

   在我到京前，刘晓波、周舵和闵崎去找他，想在北京组织一个碰头会，交流信息。许先生说：对刘晓波和周舵来说，首先要对在电视上作证及向当局屈服承认错误；周舵的自认为是贵族、中国需要贵族政治的观点是错误的。否则，碰头会没有意义。两人当即和许良英先生争吵起来，他们坚持认为，许当时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根本没有发言权。最后许良英先生不得不请他们出去。

   在京期间，我还见过包遵信先生，王丹和闵崎等。见闵崎时和他谈到在许先生家的这次争吵，他说他没有参加，但承认组织碰头会的想法不太切合实际。包遵信先生是一位十分豪爽的人，目前是因为健康的原因保外就医。他在"六四"期间参加并组织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活动，由于他没有象其他一些知识分子那样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逃跑，所以当屠杀开始后，他既没有可能立即逃亡国外，也未能很好地隐藏起来，成为极少数被捕的知识分子之一。过去我虽然知道包先生在八十年代从事了很多思想活动，但是这次谈话使我清楚地了解到，他几乎参加了八十年代北京的每一个有影响的文化活动。而且有意思的是，每到声名日起之时，他就受到排挤。其中最典型的《走向未来》丛书工作，开始时他是主编，后来由于反对一些人投靠政治势力、与邓力群等人联系而被排挤成顾问。现在和包先生谈起这些事，包先生淡然置之。眼下包先生保外就医，因此没有任何收入，靠妻子的工资生活。由于身体不好，如果有大病住院等，经济将难以负担。

   王丹比照片上还要显得小，似乎是一个少年。他显得太小了，以致见到王丹，你会感到当局对这样一个孩子如此兴师动众地监视是可笑的，你更会觉得这个政权的虚弱。事实上王丹也不过二十几岁。和他谈话，我对他有一个良好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单纯的学生,王丹的思想并不深，我和他见面后的看法是他不要过多的参加现实政治活动，而应该多学习，最好是出国静心学习几年。但是他不愿意这样，他认为现在留在国内很有必要，可以多做一些事情。他说他并不想专门从事政治，过两年形势变好了，有更多人出来干了，他就可以安心去学习了。我想，这的确是一个牺牲，也许这种牺牲是再也不可能弥补的。一个人能有几个"两年"，能有多少青春年华呢！对他的这种牺牲，我深感可贵。这种工作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来做，而不是由这些年轻人。想来内心不能平静。四月底王丹正忙着准备"六四"五周年的声明。此外，他还和丁子霖夫妇一起从事帮助那些"六四"受难者家属的工作，设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生活下去。

   关于援助受难者家属的工作，我了解到德国学生的"六四"捐款在不断地有效地转到那些受难者家属手中。但是现在，还有一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需要帮助他们解决医药费。尤其是最近了解到一些市民受难情况，他们被捕后由于外界了解很少，比学生和知识分子遇到更多的困难。

   三

   这几年大陆正流行忆旧。回去五十天使我对这股忆旧风有所体会。目前，人们对现实的一切：一切向钱看，无道德，生活无保险感，深切地不满。这种不满促使人们向外看，向西方看，但是向外看眼下当局虽然不能象以前那样搞运动禁止，却仍然给它以极大的限制。人们既不可能随意地抒发向往西方，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向西方看，留下来的只有忆旧，忆五十年代，忆毛泽东，直至忆当年插队生活。在这种忆旧潮流中，出版了很多回忆当年黑龙江、陕西、山西和内蒙插队生活的书，向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作者眼中的史料。

   在这些书籍中，朋友向我推荐了杨健写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出版)。杨健写的这本书是我所见到的有关文化革命时期的文学生活记述最完全的一本书，杨健为此跑遍了中国。书中的材料有很多是我所没有见过的，杨健为那一时期史料的保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是书中有些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一是史实错误的地方仍然很多，尤其是关于真正从思想上和感情上产生反叛的我们那一批插队学生的情况，杨健看来还了解不多。二是史料的安排，可以说杨健的视角和理论框架还是有待探讨的。我和杨健谈了两次，临行前一天，他又到我家送行，恰好遇到我向他推荐的作家潘婧女士，潘婧女士的思想晶莹剔透、入木三分，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我走后他拜访了潘婧女士。那两点意见杨健都接受。目前他正在修改这本书，他认为，在真正的文学史中，这批人将是主流。他还说，走遍中国，看来在思想和才气上，没有人能和这批人相比。但我深知并且为此苦恼的正是我们这批人的先天不足和局限。

   白洋淀之行是忆旧，也使我更多地看到我们的现状。白洋淀诗歌群体座谈会是《诗探索》组织的一次开掘史料的座谈会。《诗探索》是目前大陆存在的为数很少的试图严肃探索一些艺术问题的刊物。五月初我看到的那一期，有一栏专门讨论顾城之死。该专栏中有一些新材料，例如原《诗刊》副主编刘湛秋出来为英儿辩护，说他有当时与英儿的通信说明英儿当时是爱他的，而被顾城引诱到新西兰。该杂志准备陆续推出一些有价值的供研究用的史料。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大多是当年插队的老同学老朋友：有当年的朋友、现在的著名诗人芒克、林莽和史保嘉，当年清华附中的同学，现在成为著名作家的甘铁生和宋海泉，当年胡风集团的老诗人牛汉，《诗探索》的主编吴思敬教授等人。当年大家虽然都是中学生，但是由于学校不同，文革中的经历不同，走向诗歌和文学之路的过程也不相同。因此回忆挖掘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史料。当然与此同时也使人提出疑问，这些人是否已经走到了他们的极限。

   一位著名诗人二月新出版了一本描写当年插队生活的小说，书写的是"他"在白洋淀插队时和白洋淀两位当地姑娘、一个北京女同学和一个女流氓的性关系。书一出版就被查禁了。他送了我一本。回德国后我给了几个朋友看。朋友看完后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书写得十分糟糕。他们的评价是：一、语言贫乏，语病很多。例如他写性关系，翻来复去就是那么几个词。二、观念陈腐，小说中对于女人与不同人的性关系持一种极其传统保守的观念。三、小说写的是插队生活，但人们从小说中根本看不到那个时代的特点，也看不到插队青年的真实生活状况，小说描写的插队倒更象是一首美丽的田园诗。这使我想到，二、三月间诗人带着一些外国记者到白洋淀访问，他们到了白洋淀，说你们在这么好的环境，过么好的生活，我们也甘愿插队。在这些外国人的眼里，插队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简直象他们的度假生活。女作家潘婧在看了描写文革大革命时期的电视剧《渴望》之后，感到十分悲哀，因此九一年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以反《渴望》为题材的小说《王雅茹》。在小说的前言中她说："过去，我们总是以苦难的经历是宝贵的财产来慰藉自己，后来我逐渐悲哀地意识到，'文革'以及在此之前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毁掉了整整一代人的创造力，以至即使有多如牛毛的作家艺术家之类，我们却没有能力在艺术中再现和认识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形诸于文字留给后人，我们却没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的历史，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格医生》或是昆德拉在《玩笑》中所完成的业绩。由于我们的无能，有朝一日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事实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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