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我们的精神在什么地方病了？

我们的精神在什么地方病了？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从北京月坛回到了德国埃森，窗对面是埃森大学，窗下车辆川流不息。北京的家四壁图书，这里的家书籍也开始爬满两面墙。都是我的“家”，都是自己手创的，然而，站在两个家中，第一次无意识地感到了铅字透过不同质地的纸张，油墨通过不同的线条色彩，渗透到空气中，给了我明显不同的气氛。究竟区别是什么呢？它迫使我陷入思索。

   七十年代初期，对真理和生活的追求使我开始了反叛的历程。我从文化革命的愚昧中惊醒过来，一下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教条、专断性，非科学性；看到了共产党赤裸裸的毫无人性。我感到震惊。这么简单的道理，这样一目了然的事实，为什么我过去视而不见？从那个时候，我就不断地思索，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我们的知识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们的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是在那个政治文化气氛中，力求从知识和文化的桎梏中，从知识分子的藩篱中走出来，从缝隙中搜寻外面的世界，力图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那个文化。

   无论怎么说，我是生於那个文化气氛中，虽然过早地觉醒，没有像李泽厚和金观涛等人那样如鱼得水地成了名，但是，那个文化对我来说还是最熟悉的，我会很自然地用那个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用那个社会所具有的语言、文风写作，以那个社会的常态行事。而在另一个知识和文化的世界中，我却始终有一种生手的感觉。在国内时这种感觉还经常伴随着孤独，甚至不时有对自己的怀疑和重新考察。因为，这ABC式的简单道理，何以竟那么难以接受，引起那么强烈的对抗，莫非自己错了？其实想想六八年以前的自己，不也是愚蠢固执地拒绝这ABC吗，不也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自以为领导世界新潮流吗！如果能被轻易接受，那么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问题，也就不会成为本世纪的大问题了。

   出国後，这些感觉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却依然存在。这两种文化和“知识”冲突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在我的精神世界可能永远也消除不掉了。

   从北京回到埃森，我第一次感到，两种不同知识的气氛，两种不同文化不仅存在於知识界中，存在於人们的一般文化生活中，而且渗入到那些书本和木制的家具中。

   回到埃森，北京知识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北京知识界中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依然缠绕着我，令我思索。在知识的寻求中，在价值的认同中，根本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知识追求和精神探索又有什么关系？
   一、王淦昌先生的行为奇怪吗？

   七月中旬，还在返回大陆的途中，我就听说杨振宁在香港《联合报》上发表了王淦昌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信中说，联署宽容“呼吁信”，实在是由於不了解情况，受许良英愚弄。

   回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去看望许良英先生。见面的第一个题目，当然就是这件事。许先生首先问我，海外怎么看这件事。我说，在一般不了解情况和不认识王淦昌先生的知识分子中，首先的反应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人们的反应和对八九年冰心在签名信後的反悔的反应类似，认为，这么老了，你们还能丢掉什么。虽然，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不完全是由於苟且软弱和出卖良心而致，但是这件事极大地损害了王淦昌先生的形象。

   许先生详细向我谈了签名信和最近发生的事情，并给我一篇他刚刚为这件事写的文章的复印件。(详见《北京之春》九月号，总二十八期，许良英，“王淦昌先生是受杨振宁愚弄了”一文)

   许先生说，他七月十五日一见到王淦昌先生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是受杨振宁愚弄了！”王淦昌先生则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木头，他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杨振宁愚弄了。”他认为杨振宁是一个大科学家，在最近杨振宁送给他的一本书上，有人称杨为二十世纪的麦克斯韦。许先生则回答说，“我无意贬损他作为科学家的成就，但是怎样做人，又是另一回事。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人格也是高尚伟大的。而像勒纳德(Lenard)和斯塔克(Stark)，他们虽都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却都是纳粹的帮凶。又如马可尼(Marconi)也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却自愿为墨索里尼侵略阿尔巴尼亚卖命。‘六四’後不久，南开大学出版了一本杨振宁演讲集，屏页竟然是杨振宁和李鹏的合影。相比之下，李政道不失正直科学家的本色，他为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间在北京香山国际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所写的序文中，叙述了自己当时的所见所闻，最後表明以论文集献给‘六四’死难者。”

   王淦昌先生到底是受谁愚弄了呢？许先生是我的老师，王淦昌先生又是许先生的老师，我的同出於许先生师门的几位“师兄”，都见过王淦昌先生。我虽然没见过王淦昌先生，但是，看过几乎每一篇许先生写过的关於王淦昌先生的文章和庆祝王淦昌先生八十寿辰的文集，因此对许先生和王先生的关系我是十分清楚的。“愚弄”一说，首先出现於王淦昌先生致杨振宁的信中，他说，“此次签名事件，实受人愚弄。”按照此说，应该是受许良英先生愚弄。然而在他见到许良英先生的时候，同一个王淦昌先生又说，“要不是受你愚弄，就是受杨振宁愚弄。”

   愚弄一词在中文中的涵义是蒙蔽玩弄的意思。就许先生对王先生的尊敬和爱戴，就许先生所述整个签名过程来说，许先生没有任何要蒙蔽王先生的意思，而就许先生的为人，不要说他敬重的老师，对任何别的人他也没有过用“手段”玩弄的想法，因此玩弄问题根本不存在。况且，许先生找王先生，目的是“请”王先生签字。以许先生和王先生的地位比较，是“下”请“上”，“外(在野)”请“内(在位)”，签与不签名，对王先生不构成任何心理的压力。况且王先生有过在八九年参与许先生签名信的经历，按理说对此次签名公布於外国新闻界也应该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对王先生来说，签名信，信的内容如果没有任何错误，签了就完了，像八九年一样，没有那么多後续节目。他只对内容负责。许先生请王先生签名，诉求的王先生的正义感和一般的人道主义精神。

   然而，此次事件和八九年的签名信不一样的是，杨振宁先生要继续导演这件事。他为此事专门给王先生寄去了信。首先，从信可知，杨先生给王先生寄去了一些谴责和讨伐的材料，以及他自己的发言。并表明此信已经给国家造成危害，表明立场後，询问王先生为什么签名。和许先生不同，杨振宁和王先生在此事中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性质。杨振宁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在私人信件中逼迫王先生在“危害国家”问题上表态。而王先生在信中所澄清的就是，损害了国家，实非自己所愿，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是自己受到愚弄的结果。而杨振宁收到此私人信後，接着要求公布此信，这实际是一种心理诱迫。在杨振宁这样一个人面前，王先生无法拒绝。在这件事情上，杨振宁先生充分运用了他的地位和声望，带着王先生走。

   在整个事件上，王先生在和许先生的关系上是主动的，在和杨振宁先生的关系上却是被动的。

   事实上，使王先生说出“愚弄”一词，也属心理诱迫的结果。王先生从事科学，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唯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科技进步”。杨振宁先生很了解这一点，因此祭出“危害国家”乾坤圈，自然打中了王先生的要害，王先生要么花力气和杨先生争论辩驳这没有“危害国家”，要么否定自己，两者中唯有“受愚弄”一条托词，可以躲避左右。但是，他却没有料到，杨先生还有第二着，要求公开他的私人信件。杨先生此言一出，王先生又怎能拒绝。

   但是，这件事对我来说，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只用受愚弄来解释。杨振宁先生之所以能把王淦昌先生在呼吁宽容信上签名事件导演成一个“闹剧”，是因为他利用了王先生在价值问题上矛盾:尊重个人人权、人是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民族至上。在当代社会中一个拥有现代知识，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把个人和人权价值作为最根本的价值，则有可能被人利用，走入尴尬境地。
   二、杂草丛生的知识界

   这几年大陆的情况究竟是好了还是坏了，争论起来莫衷一是。因为，社会问题好和坏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它不像化学问题和物理问题那样，某些参数就是决定性的标准。然而，就我回大陆所看到的学界情况，有一点可以说，方法和价值从过去的教条、专断走向了混乱和堕落。人们也许可以说，混乱打破了过去的一统，为新的，好的学术带来了可能。但是令人忧虑的却是，在眼下的混乱中，人们看不到任何“好”的，甚至好的“可能”，人们能够看到的是学风如江河日下，而且比从前四十年更快。我是研究科学思想和科学史的，在北京时，居然看到了在德国和日本也不敢登堂入室的一篇奇文。

   在中国大陆一本主要的自然科学杂志《物理》上，一篇维护曾经为纳粹工作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攻击石油大学的科学史研究专家戈革教授的文章中，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话:“其实海森堡就是造了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帮助德国造原子弹是一大罪状，那么帮助美国造原子弹(如波尔、费米等)又是什么呢？何况原子弹是美国扔下的，而不是德国扔下的。”(《物理》杂志，一九九五年二十四卷五期，第314-315页)

   海森堡曾经拥护纳粹，为纳粹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和其他几位拥护纳粹的物理学家是否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纳粹制造原子弹的工作，虽然在科学史上仍然有争论，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材料的公布(如战後他们被关在英国时的谈话窃听录音的公布)，事情已经日趋清楚。而且无论怎样争论，也只是一个是否“积极参与”的问题，都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的记录。否则的话，外才克尔(C.F.von Weizsaecker)也不会想尽各种方法为自己辩护。

   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在德国，如果一位教授或教师，有这样的言论，他就可能为此失去自己的教职。然而，在时下的中国，这青年学者，却可能自认为，也被人认为是有思想。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这共产党教育出来的“青年学者”怎么会有这种言论，怎么会一下子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

   在大陆我处处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被扭曲，这位青年学者是在和一位老教授的谈话中，附和逢迎这位老先生时，说出上述这番话的。这位老教授四十年代曾经在海森堡那里学习过，因此始终含蓄地维护海森堡，而著书翻译将近千万字的科学史家戈革教授，在三次到丹麦哥本哈根波尔研究所作访问研究时，研究波尔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很多有关海森堡的资料，并就此和很多波尔研究专家和接近波尔的科学史家讨论过，因此，他对海森堡和外才克尔的这段历史作出了否定的历史描述。这引起了上述这位老先生的不满，但是，他所根据的不是史实而是对海森堡性格的相信，由於他在德国学习过，他爱德国，因此，他甚至对洪堡大学的德国科学史教授弗里德里希·赫尔内克所著的《原子时代的先驱者》一书中所提到的众所周知的史实，著名的物理学家约当(Jordan)曾经是一个“法西斯分子和竭诚的突击队员”说，“约当曾经为纳粹效劳过，我以前确实没有听到过。”问题还不是在於这些老先生自己怎么看，在於在这样一个一元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往往利用了这种一元性，自己仅有的一点发言权，而不自觉地封锁了其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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