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集：呼唤民主自由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呼唤民主自由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一九九二年，许良英以一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振动了海内外。海外学人惊异，在如此专制的情况下，许良英竟然如此大胆。事实上许良英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一直以直言著称。

   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代物理史高级研究员。他从青年时代开始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他积极的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後，他由於敢於直言，因此不断遭到整肃。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屈服。很长时间内，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作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工作，并且在八十年代和方励之一起成为坚持独立思想，提倡科学启蒙，批评各种反民主思潮的知识分子著名人物之一。许良英和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人性和良知的驱使下，从一个共产党人变成了反对极权专制、呼吁民主人权的独立知识分子。
   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时期
   一九二零年五月三日许良英出生於浙江临海县张家渡。一九三五年中学毕业後他报考了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一九三八年许良英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了浙大物理系。那时大学是导师制。许良英选择了王淦昌作为导师。许良英後来自己谈到，在大学期间他的世界观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在课余时间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刚入学时，他的志愿是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二年级时变成追求革命的真理，否定了科学救国的理想，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彻底改变社会结构，才能发展科学。这时候他立志要作一个“职业革命家”。到了四年级时他希望能作一个“真正的人”。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在浙大发起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探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开展革命活动。在为进步学生的秘密刊物《笔谈》写的《试论感情与理智》一文中他指出，“感情与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领域中是统一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家、严肃的科学家和纯正的宗教家三者的灵魂在某些方面是统一的。”文中，他把感情与理智在高级阶段的结合定义为理性。後来他一直认为，这使他始终能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
   待革命和科学事业，也能够对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的理性论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他曾经多次说过，在那段时间里他确立了持续至今的人生观。

   一九四二年大学毕业後，他到桂林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但是没有找到。一九四四年桂林沦陷，许良英只身流浪到黔桂边界的山区的格江。一九四五年二月他连续步行了二十多天回到设在湄潭的浙大物理系。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许良英一直在浙大物理系作助教。

   抗战胜利後浙大开始迁回杭州。许良英取道重庆，沿着长江回到杭州。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在重庆加入了共产党。此後，他全力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物理系助教只是一个作掩护的公开身份。一九四七年担任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到一九四九年前夕许良英又担任了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并先後兼任中学区委书记和大专区委书记，负责大中学学生运动。
   从共产党高层干部到“右派分子”
   共产党在杭州接管政权後，许良英调离浙江大学，担任杭州市青年委员会学生部长。一九五二年许良英从浙江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室副主任，并兼任编译局、计划局以及学术秘书处党支部书记，负责对外宣传。他的任务是审查科学院出版物的政治观点、立场和保密问题。全院几十种学术刊物最後都必须经他签字才能付印。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许良英因为一个由他介绍入党的人成了胡风分子而受到牵连，被批判、停职审查一年。他因此下决心不再做行政工作。经他要求，於一九五六年调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当时于光远担任组长），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成为共产党中国第一个专职自然哲学高级研究人员。

   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人民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许良英感到欢欣鼓舞。这一年五到八月间他写了《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成为了解中国科技政策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书中许良英对双百方针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指名批评了曾经受毛泽东宠爱的共产党正统派理论权威艾思奇所重复的李森科的“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观点。他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苏联的“科学中的党性原则”，他指出“自从历史上有了科学，科学研究中确实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例如：一切要以事实为根据，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要求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等等，这些原则对於任何真正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是一样要遵守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自此大鸣大放运动变成了反对右派的政治斗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许良英说，“我思想不通，认为这会使共产党失信於人民，很可能是有人反对毛主席路线，於是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自居，公开反对这一运动。当我得知反右运动是毛主席自己事先布置的，鸣放为的是引蛇出洞，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对毛主席都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了。”在反右斗争中许良英成为科学院的第一个被批判对象，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他被定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回到浙江原籍。受到这一打击，他妻子怀孕十个月的胎儿夭折於腹中。後来他们离了婚。

   在浙江乡下，他和普通农民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他和母亲都成了专政对象。三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饥饿时，他像许多农民一样因吃糠而患浮肿，严重时连走路都喘。
   艰难的农村生活与思想转变

   许良英曾谈到他一生中三个转折点。第一个是在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一年，他确立了献身社会、献身革命的人生观。这一次是二个转折点。尽管被遭打击欺骗，他在思想上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化主要是在社会和生活环境。在这一期间他认为有三方面收获：第一，知道了中国大多数人民怎样生活，第二，通读了三十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大部分列宁全集，使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发言权，第三，编辑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这些为他的第三次转变，思想信念的转变准备了基础。

   一九六四年许良英译出爱因斯坦文集五十多万字，但是由於“四清运动”和其他的政治原因，出版被耽搁了下来。期间他又完成了一篇九万字的编译後记，一九六五年由此扩充成十七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一书。与此同时他又完成了两万五千字的《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一文。六二到六五年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中，许良英常常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没有节假日。他後来回忆道，“这工作本身是我最大的精神享受，我常常为他（指爱因斯坦）发声振聩的言词感动得流泪。”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许良英又被迫恢复了全天劳动，不久又被审查、批斗和监禁。六八年六月到六九年九月涉及到浙江大学地下党问题他被审查批斗，并曾被隔离（实际上是关进私牢）达六个月之久。六九年在全地区万人批斗大会前，他不甘受辱，喝“敌敌畏”（一种农药），自杀未遂。

   一九七一年商务印书馆恢复业务，许良英去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请他将书稿寄去。他写信到上海联系，才得知译稿以及《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一书手稿已经在一九六九年被上海写作组强行借走。译稿拒不归还，而书稿则宣称丢失了。他又致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声言如不归还将诉诸法律。直到次年三月他才得到被涂改的翻译稿。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决定补充和修改原稿。为加速编辑工作，商务印书馆雇佣许良英作为临时工，每月五十元人民币生活费（七七年该书出版时又从稿费中扣除）。一九七四年政治形势恶化，许良英又被遣返原籍并且停发生活费。直到七五年政治风向稍有转变，商务印书馆才又请他回来工作，并且恢复了他的生活费用。文集第二卷於该年九月交稿。

   一九七四年以後的时期许良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转折。一九七四年他看到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真相，觉醒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骗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他在北京又经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七六年底许良英因多年积劳成疾，生病入院。一九七七年春天，他在商务印书馆结识了方励之，并邀请方励之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小型“爱因斯坦读书报告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最後阶段他还结识了刘宾雁（刘当时也在商务印书馆作临时工）。这两人後来都和许良英成了好朋友。

   平反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不懈的奋斗

   一九七七年许良英写报告给科学院党委希望回到科学院工作，一九七八年三月经当时科学院院长方毅批转给国务院政工组批准才得到解决。两个月後他结束了二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来到自然科学研究所工作。一九七九年，许良英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许多人对此万分感激，但是，许良英却拒绝这样做，他在不同场合公开明确表示，“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作错了就要改。”

   一九七八年他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工作恢复了，又和离婚的妻子复了婚。这一年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和同事一起编写《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

   一九七九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他倡议召开纪念大会，并为大会主讲人周培原起草了报告。报告经《人民日报》摘要发表，其中论及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的一段话引起强烈反醒。当时活跃於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的一些青年对西方民主理论所知并不多，对此马上引用，并就此发表了长文。这段话是：“他（指爱因斯坦）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结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於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使个人的权力得到保障，同时对於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经历了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摧残之後，我们痛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一九八零年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成员请科学家给他们开设“科学技术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的讲稿主要是由许良英起草的，文章中他着重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一九八一年二月许良英发表了《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一文，文中对上述命题作了更充分的论述，并在大陆第一个批评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认为它还是要做民的主，而民主制是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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