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华国锋争"双继承"

   　　很自然地，掀起了第二波悼念周恩来的高潮。这一次是官方和民间相结合，它很大程度地化解了过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官与民结下的怨恨，他们共同怀念着一个人，用诗歌，用戏剧，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回忆录，还有许许多多老百姓朴实的含着泪花的话语，来赞颂他，缅怀他。在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女歌唱家郭兰英唱了一首《绣金匾》，她"一绣毛主席"，"二绣（朱）总司令"都还没什么，等到"三绣周总理"时，这位延安时代出名的歌手忽然放慢节拍，热泪盈眶，好像感情的堤坝随时都可能被冲决，引得台下观众会心会意，掌声雷动。

   　　由诗人们创作的歌颂周恩来的诗篇，在舞台上朗诵效果更佳，更容易造成"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轰动效果。其中著名的如《一月的哀思》、《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等，这里都不引用了，我倒想引一段不怎么出名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不怎么出名的诗，与今天的读者一同欣赏。他写的是周恩来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件事──

   山的严峻，你的面容；

   　　地的质朴，你的风采；

   　　湖的清澈，你的思想；

   　　海的深沉，你的情怀！

   　　华国锋以"主席"兼"总理"的身份，努力地完成着他的双继承：继承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路线，同时也继承周恩来的务实养民政策。结果徒劳。这倒不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矛盾，在他们双继承的死后比生前更为激烈和不可调和；而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事实上，完成双继承的是复出后的邓小平，他的身份既不是"主席"也不是"总理"。他只要毛泽东的旗号，把它作为压箱的辟邪物，不到危急时刻不祭出来使用：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包括他的组织体系、"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几乎全盘接受。他终于成功地取华国锋而代之。

   　　许多学者，尤其是外国观察家、评论家们认为，邓小平实际上是周恩来路线的执行者，邓的胜利标志着周恩来最终彻底地赢了他的对手毛泽东。

　才下神坛，又上圣坛

   　　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人眼里，仅仅在政治上赢的政治家还不叫真正的赢，只有政治上和人格上同时都赢才够得上真赢；甚至人格比政治本身更为重要。例如人们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身为大汉宰相的曹操，就远不及身为蜀汉宰相的诸葛亮。虽然曹操的功业还非诸葛亮可比，但诸葛亮除了其非凡的、也多少被夸大了的军事天才外，更以他谦虚谨慎、风度儒雅、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个人品格赢得了后世的仰崇。

   　　曹操则渐渐被民间涂抹成了戏台上的粉白脸，成了奸臣和乱世枭雄。

   不少论者喜欢拿周恩来与诸葛亮相比，他俩也确实有相似之处。刚才列出的那些品格之外，他们都属于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积劳成疾、拼其一死的人物。诸葛亮出茅庐前是一布衣山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周恩来更是身居高位之后仍粗茶淡饭，每天坐到办公桌前还要戴两只套袖，以免磨破了他那舍不得再添置的"出客装"。诸葛亮俊逸潇洒，他的丑妻是有名的；周恩来英姿勃勃，他的妻子也实在难说漂亮。郎才却不需要女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文革的结束，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又将周恩来送上了圣坛。没有了神，有个圣也是好的，甚至更好。神人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挥洒多余的智力、想象力和暴力来，令众生癫狂，过不好安稳日子。圣人则不然，他的高超的道德水准足以制约他不会乱来（要不就不叫圣人了），大夥儿保证都会有好日子过。何况这圣人早已死了，无论你怎样塑造他，他都不会从另一个世界返回来颠覆自己的形像。

   　　某个工程完工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关照过的"工程；某大桥落成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指示要建造"的大桥；某一套书出版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叮嘱过要出"的书；某一个受迫害的名人平反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保护过"的名人…..人们不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话早不灵了，也不怎么光彩了；人们只说"敬爱的周总理"请他来代替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代替他说这说那，想这想那，做这做那。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君臣关系

   　　在回顾中共历史的时候，周恩来也成了正确路线的一员代表，毛泽东则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据说毛泽东的亲属看完电影《周恩来》以后忿忿不平："好事儿都是他们家干的，坏事儿都是我们家干的！""他们家"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主要指的是周恩来；"我们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谁叫你毛泽东娶了江青，你们毛家的事，不说也罢。倒是"他们家"的邓颖超，即使发现了贬毛的问题，郑重提出，毛泽东是不能随意贬损的，否则后患无穷。

   　　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和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美国记者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是头脑，那么周恩来就是执行的双手。"

   　　她丈夫的看法则稍微平等一些："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适当的词了，…..他们像是套在一辆车上的前后纵立的两匹马一样，相辅相成。──（斯诺《漫长的革命》）。另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也认为，"从遵义会议以来，不论他（周恩来）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的这种夥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怎样的分歧和明争暗斗，也不论他们到底是同志、战友、夥伴还是君臣关系，两人之间长期形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贡生状态是无可否认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严重的是，如果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共产党。不单是周恩来最终也得被彻底否定，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都得否定，就连共产党政权存在的道义基础也将顿失，江山就要易色了。这当然不是政权的掌握者所希望看到的景象。邓小平尽管从心底里恨透了曾把他玩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却仍要四个坚持，保留毛泽东的旗号不变。

   人都是渐渐地才学得聪明起来。改革开放。自由化思潮迭起，眼界和思路的开阔，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更，人们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去反思历史，去重新大量那些似乎早有定评的各类历史人物。其中也包括周恩来。

画鬼容易画人难

   这种的反思和重新打量，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大量的史实都还深藏在银幕背后，我们所知甚少。只能根据浮在海面上的一角去推断整个冰山的全貌，又会有多少准确性呢？以撰写中共政治人物传记驰名的作家叶永烈，曾被要求为周恩来作传。叶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之一是可以查阅中共中央档案馆最核心、最秘密的历史文件，之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发现来描写评价周恩来。不用说这两条都无法满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叶永烈写过不少"鬼"的传记，如陈伯达、四人帮之类，似乎都未遇到太多的阻挠和障碍。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鬼已经是被扭曲的，不成人形，你把他画得再扭曲一点，再面目狡猾一点，是没人指你不对的。画人则不然，画得不像，画得失神，马上就会招致物议。何况这个还是个具有如此崇高和广泛的知名度的"圣人"呢？

   　　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讲，画圣人也不是那么难的。大量关于周恩来的回忆录、传记的出版就是证明，而且你很难说它们所回忆、所记述和描写的周恩来"不是真的"。

   这些画中，有相当数量是海外出版，或者乾脆就是外国人写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跟写毛泽东的贬多于褒不同，它们对周是褒多于贬，而贬周还往往建立在贬毛之上。

   　　可见对"圣人"的认同，并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限。

   　　韩素音的《周恩来与现代中国》，可以说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韩素音出生于中国，有一半中国血统，受西方式教育，定居瑞士，是一位学者式的用英文写作的多产作家。

   　　从一九五六年起，她获准进入中国大陆，曾多次见到周恩来，对周极崇敬。为了完成这部传记，她争得了邓颖超的同意和支持，并对她进行访谈，访问数百位相关的民众，还参考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中共档案文件，费时多年。她的特殊身份、资力和关系，使她不至于像一般"外国人执笔的传记，或因文化隔阂，或因资料缺乏，不是失之过浅，就是错误百出"（见该书前言）。但即便如此，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仍是一位被描写为崇高、敬业和无私的领袖，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英雄。

圣人也有形迹要向世人掩藏

   韩素音笔下流露出一股她根本就不想掩藏的温情，一种时时急于表达的赞颂之意。这在现代西方的人物传记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描写政治领袖的传记。她认为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不仅是共产党主义阵营，而是全世界都罕见的伟大的政治家。当然，她没有轻率地剥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她花在研究毛泽东上的工夫不会比花在研究周恩来上的工夫要少。她至少写过两本关于毛泽东的书：《早晨的激流》和《高塔的风》。她以一位医生的宽容和理解谈到毛泽东晚年对女色的沉迷，把它解释为脑血管病变使他改变了性格。"毛泽东是个好人，"她说。但这个"好人"只能给周恩来做做陪衬。

   《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中文版译者张连康，记下了韩素音与他见面后寒暄之外的第一句话："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否则就对不起周总理。"这句话不仅使译者非常感动，也使我们非常感动，让我们再次想起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衬衫，墙角泛黄的西花厅办公室，豪华国宴前匆忙吃下的一碗"垫底"的面条。

   　　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崇尚简朴，把它当作一种美德了。简朴是有身份的人的奢侈品，就像古铜色的皮肤，一度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特徵一样。韩素音是知名教授、作家，可以到全世界旅行，"多次"出入平民百姓望墙止足的中南海禁苑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在富裕恬静的瑞士和繁华喧嚣的纽约拥有住所，自然会把"简朴"当作生活中最有品味的一种点缀。而一般的中国人，实在是被贫困的梦魔纠缠得太久，穷怕了。他们是真没钱，而不是怕"对不起"谁才去选择过一种质朴的生活。如果说有谁对不起别人的话，那首先应该是使人民长期无法摆脱穷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　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在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在青年学子中泛滥。反思文革，进而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反思中国共产党，它和它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动摇了多年来形成的信念。人们发现，真理原来是谎言，理想原来是童话，神原来和鬼同道，圣人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形迹需要向世人掩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