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国共领袖们的复杂婚史

   　　孙中山二十岁娶元配卢慕贞，卢氏是旧式妇女，生一男一女。其后他奔走革命，与志同道合的陈粹芬同居十年；长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岁时，又在日本与年仅二十二岁、出身名门的女秘书宋庆龄结婚。

   　　蒋介石十五岁娶元配毛福梅，生长子蒋经国。二十六岁纳江苏吴县姚怡诚为侧室，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三十四岁那年，由张静江证婚与陈洁如结为连理。一九二七年，他将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登报声明与毛氏姚氏脱离夫妻关系，在上海举行豪华婚礼，与心意已久的宋美龄结婚。

   　　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复杂婚史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推翻"小老婆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领风骚的军阀豪强们，很少有不蓄妾的，──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算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坚决不纳妾，并引以自豪。综观前后主宰中国前运动十年的国共两党，它们的领袖人物中，像周恩来这样婚姻单纯的例子，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实在是不多见。

   复杂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会很简单。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婚姻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不是不可以大致归纳出主要的几项来。

   　　一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身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为己任，当然不愿、也不能忍受旧式婚姻的羁绊。但他们之间还有区别。毛泽东是发妻罗氏死后十年，才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合的。刘少奇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四岁，他们并没有因不满包办婚姻，人为地去打破它。孙中山和蒋介石，则都是元配还健在的时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蒋介石更将新人带回老家，让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后一次结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尽管她已经被哄骗着在协议书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关系。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拿自己的女儿抵债。

   　　二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虽然结婚次数最多，但从来不搞婚外恋。文革中遭到批斗，红卫兵将其婚姻状况暴光，指责他"生活腐化"，刘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对我生活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应该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的一位。经过一些史学家考证，所言不虚。

   　　三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儿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空白。她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面有敌兵穷追猛赶，头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她坚决不肯过三河，要陪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奠定了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基础，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既来之，则安之"的邓颖超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不问家政，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不但两相情愿，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国共合作破裂，情势突然险恶，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或死于其他不测，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如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国共翻脸的时候，她正在广州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躲过军警严密搜索，到上海寻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肺结核病复发，连续大口吐血，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安然活了下来，没有成为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或张锡媛。中共建政后，她长期养病，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既来之，则安之"什么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八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

   　　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