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周恩来与江青的较量、很大一部份赢在气质上，相信是不难理解的。    周无论何时何地都显得节制、自持、从容镇定，与江青的时而矫揉造作、时而放蛮耍泼恰形成鲜明对照。且不论谁有理，仅这副架势就注定了江青的不得人心。假若周、江二人当街对垒，围观者皆不知他俩底细，也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保管绝大多数都会同情周而鄙视江。因为从外观上，江是一个仗势欺人的、过了气的、情绪不稳的、更年期无限长的刁老婆子，周则是一个任劳任怨的、通情达理的、忠诚可信的、老实而不失精明的儒者。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成功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江青的失败，在于她没能当好演员，没有把握好角色的分寸，该放的时候不到位，该收的时候又过火。讽刺的是，这位不成功（并非总是不成功，也有成功的时候）的演员居然是电影明星出身，也许早在刚到延安，排演话剧《被蹂躏的人》输给周的养女孙维世时，就预示她一生终将败在演艺上的命运。

   　那么，作为政治家的演员，和作为演员的演员有什么不同呢？演员把戏当成生活，戏中需要什么角色他（她）就演什么角色。政治家把生活当戏，无论何时何地都得扮演一个正派角色。即使你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乾脆就是在干亏心事和坏事，也一定要表演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君子坦荡荡"，仿佛普天之下你是最公正、最善良和最悲怜的人物，绝不能一心怀鬼胎便像个反派角色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要能演好一个正角，二是能把反角也演成正角，所谓"反角正演"。从这两方面来说，周恩来的演技无疑是第一流的。

   　　人们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演员都是做假，"不真诚"。中国人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就是这样的偏见。其实无论"戏如人生"或"人生如戏"，都是很高的境界。一个在正谈上大起大落，历经风浪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必然是很有"戏"的。相反庸庸碌碌、随波逐流一生的人，必没有什么"戏"可以一说。即以二十世纪中国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而论，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宋氏兄妹、江青，…..一个个莫不充满了戏剧性，都可算作当然的演员。只是演技各有高低，扮演的角色形像各具忠奸智玩，受欢迎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罢了。其实西方的正谈也重视演技，美国总统里根就是一例。他本是好莱坞电影明星出身，在总统任上无为而治，却因其风度形像大受民众欢迎。另一位美国总统福特，退位后曾在电影里扮演"总统"一角。足见"政治家是天生的演员"所言不虚。

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

   　　周恩来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演戏──演话剧，当时称"文明戏"，又叫"新剧"，以别于中国传统的戏剧（旧戏），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周恩来在《一元钱》、《华峨传》、《仇大娘》等剧目中，都担任女主角分别扮演其中的孙慧娟、华峨和慧娘。那时新剧虽"新"，但男女不能同台这一条还是旧的；南开是男校，也找不到女演员，就只好选中模样俊俏的周恩来担任了。而周果然扮相秀丽，演质逼真，使南开的新剧在天津很有名。及至三十年后，他在重庆陪原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去看一场大学生演出的话剧，张还对他说："你知道吗？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的那个女孩子。"（许芥昱《周恩来传》第24页）

   张伯苓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悄声对他感慨："老师，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男女生可以随便一起演戏。我记得咱们在南开演戏就没有女演员。"张扭过头来朝自己以前的学生、现在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长仔细打量了一阵，忽然有所发现。

   　　无独有偶，邓颖超在直吏女师也是演新剧的活跃分子，而且总是担任男主角──恰与周恩来相反。她最早对周产生深刻的印象，就是看了南开的新剧中他扮演的角色，那时他们根本还不认识。而他们最初的接触，也是在周听了邓的一次演讲之后主动上前招呼，并应邓颖超的邀请到广东会馆帮助他们排演新剧《花木兰》和《安重根》。安重根是朝鲜反日斗士，曾开枪刺杀日本吞并朝鲜的主谋伊藤博文。《花木兰》是古代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虽是女英雄，却为男装，举手投足"雌雄莫辨"。革命分子大概以外向、喜好表现者为多，演新剧正是他们初试婴啼的大好时机。只是有一点十分奇怪：既然男女不能同台，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地代替以下也就罢了，为什么男校非要选以女主角为住的剧目，女校非要选以男主角为住的剧目不可呢？大概是非如此不能凸显表演才华，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标新立异吧。

周恩来是"文艺爱好者"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悄悄选了个最后排的楼座坐下。彩排结束，才到后台与女士们见面。在邓颖超的要求下，周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要说不足之处，你念台词就像发表演讲一样，慷慨激昂有余，不够自然。安重根和花木兰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在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居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

   　　他又取来《安重根》的剧本，在舞台上示范表演念台词。他告诉她们，怎样吐词运气，掌握台词的节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经过这一番言传身教，女士们演艺大为长进。

   　　当时的周恩来年方二十一岁，对于戏剧表演就有这样的见解和心得，可见他的演员天份，实在是很不错的。他一生喜欢结交演艺界人士，弄得人家女演员眼泪巴巴地不忍同他分别，与折服其艺术修养和表演功力不无关系。抗战期间，他发动和领导"宣传演剧队"和"孩子剧团"；文革前夕，他直接关心和指导排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是张伯苓说得好："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那个女孩子。"

   　　一向刻板内向、深藏不露、不爱出风头的林彪，早年居然也上台演过戏。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举行演出，林彪、罗瑞卿上台演出话剧《庐山之雪》，林彪扮演红军将领，罗瑞卿扮演被俘的蒋介石。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问了两句之后，开始自由发挥。幸好罗瑞卿机灵，临场编台词把林彪对付过去──

   　　红军将领（林）：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开始离谱发挥）：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04页）

　　极为爱惜羽毛

   　　因为这一节，林彪与罗瑞卿遂成为红军中的著名演员，当然是演技不高的著名演员。三十一年后，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毛泽东选为代替刘少奇的接班人林彪，奉密诏下令逮捕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场又一场的审讯，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逼得罗瑞卿跳楼自杀，幸得只摔断了一条腿，被红卫兵用箩筐抬到批斗会批斗。林彪得意于一时，终因犯罪毛泽东，仓皇而逃，身败名裂。

   　　林彪一直不注重公众形像，既没有亲和力，又没有领袖的威望，总给人以奸诈、阿谀、心术不正的印象。实际上，林彪的个人品质在中共高级将领中算是很不错的，在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们中间，也是很不错的。他是少数几个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武将之一，还有一个是彭德怀。他二人都不擅逢场作戏，不会塑造形像，不容易赢得多数人的好感和同情，一旦有难，昔日同伴竟群起而攻之，结果在残酷的政治格斗中轻易地被击败。

   　　周恩来一贯注重形像的营造，极为爱惜羽毛。这本来是政治家应有的美德，但如果太过，则难免赢了面子，丢了里子。周恩来处处表现出忠君、中庸、折中、调和，也往往为性情耿直的人士所指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反击彭德怀的"意见会"，周恩来像以往一样再次丧失立场，加入围攻的阵营。当然他表现得比较温和，似乎不那么穷凶极恶。他要大家不要讲大跃进的困难，会泄气。彭德怀当面骂他"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彭的责骂大概使周多少有些良心不安，他在常委会上为自己辩解：　　"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与汪精卫比

   　　这段话在当时讲起来是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现在看却觉得强词夺理、气虚理屈。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的确是"有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管他是谁，错了就要讲明白，"我为人民谋幸福"。而周恩来实在是"没骨头"。当年西安事变结束，张学良陪蒋介石飞赴南京，周恩来赶到机场，眺望远去的飞机说了一句："这是愚忠嘛！"亏得他还好意思论证"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周恩来不是不知谁对谁错，在丧失原则站在毛一边围攻彭以后，私下里喝得烂醉，以平息内心的自责和不安。

   　　很多回忆录和研究者笔下，都把周恩来写成一位忍辱负重的人物。能负重者，自然应该是"有骨头"的。但这里仍有一个分寸问题。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人出来比较，那就是汪精卫。

   　　有人说，汪精卫是大汉奸，与周恩来相比岂非不伦不类？其实，撇开他们的政治阵营、意识形态与是非公国不谈，二人可比之处还真是不少。

   　　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国民党内历任要职，声望崇隆，孙逝世后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被蒋介石夺去党政最高权利，反蒋失败，屈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抗战期间秘密投往日军占领的南京，出任日本扶植的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周恩来也曾留学日本，期间接触社会主义的思想，回国投身革命，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陈独秀下台后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取得党的最高权利之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等职。他在党内的地位、实力和声望，与汪精卫实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汪精卫后来投靠了日本占领军，另立"中央"成了大汉奸。

　　中国美男子的女性气质

   　　周恩来无疑也具有另立中央的实力，尤其在文革中，另立中央似乎更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道德依据。但他没有做，连想都不想。我们不能假设他若另立中央，历史将对他作出怎样的评价，首先是这样造成的后果都难以预料。不过这里要讨论的，恰恰是周、汪二人后期政治生命的相似性。

   　　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他自己当然不认为这是汉奸行为，他认为是"曲线救国"，忍辱负重。他建立南京政权，意图与日本占领军媾和，作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府机构尽量争取中方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免受更多的战火涂炭，事实上，他的政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占区激烈的民族矛盾，至少不再发生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公开的、大规模的和无可制约的暴行。至于他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早有历史公论，无须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