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七章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接班人

　　在与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还不那么迫切和严重。毛泽东正值壮年，身体也很不错，他只是不愿干国家主席了，想退居二线，只做党的主席权大而责轻。中共高层阵营中，大夥儿都是久经考验的"好样儿的"，谁干都可以，反正有毛泽东高高在上实行监督，将来的江山究竟委以谁干，不妨从长计议。"不要着急，慢慢来。"

　　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位被人挑战，心里很不受用。尽管党内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彭德怀，却仍震动不小，他开始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结合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于一九六四年正式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

　　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特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

　　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包括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四，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不能对同志搞突然攻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项原则，每一条都针对赫鲁晓夫来的。反面都有一句"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足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死后鞭尸十分恐惧。他在文革后期第三次打倒"举不出一条缺点"的邓小平，也就是怕他将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鞭他的尸。

　　五条的提出，是对势力日益强大的刘少奇的严重警告。所谓"赫鲁晓夫"那样，就是指的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惜刘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居然不察，只把它看做一般性的官样文章，充份体现了"灵活性不够"的弱点。结果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周恩来以及群众运动的势力下，一举把他打倒。

　　毛泽东习惯准备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备用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备用胎只是暂代性质是在常用胎破损出缺的情况下使用的，并不期望它一定长久。接班人则是未来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轻易地换来换去，故必得慎重考虑。而无论是"备用"还是"未来的常用"，毛泽东都做了两手准备，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选了刘少奇，同时还选了任弼时，任死后又补上邓小平；刘、邓倒台，选了林彪，同时又提拔了陶铸；陶铸和林彪先后倒台，又选了王洪文，同时又选了华国锋。任弼时、邓小平、陶铸、华国锋，都是"备用"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现的不测。

　　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准备。其实只要看中共最高层人事变动的过程，就不难理解毛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开始，刘少奇首先被剥夺的是接班人位置，从党内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并未丧失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头衔。他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无疑的，周恩来的位置不变，依然是第三。值得讨论的是陶铸。

　　陶铸原来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书记，根本谈不上什么声望、资历和地位。他的本钱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六十年代初，党内有两位"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是镇守上海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位就是陶铸。两位"好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舞文弄墨。柯庆施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观念很"前卫"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泽东那与众不同的、激进的思想。陶铸则出版过两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庆施的文章后来证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泽东的心思，前政治秘书张春桥炮制而成的。毛曾在一次党的高层大会上赞扬柯的文章，还当众羞辱周恩来："这样好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周恩来赶忙摇头，写不出写不出。

　　毛主席的两位"好学生"

　　柯庆施由此将张春桥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剧革命"。"大写三十年"的文艺口号就是柯提出来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上海端出了两台"样板戏"，张春桥因而被成为"两出戏书记"（后来称"四出戏书记"）。柯庆施的经营，使上海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体不争气，做过肺癌切除手术，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四川成都与朱德、贺龙同赴晚宴，尽兴而食，吃了三个小时，回屋卧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发，三天后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当时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紧张的酝酿之中，柯庆施的死，使文革阵营痛失一位大将。幸亏柯一手培养的张春桥继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遗产。但他毕竟资历太浅，要通过一段时间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委以重任。

　　陶铸的两本书，据说也是秘书的捉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讲、报告、政论，从常理推断，秘书润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劳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两本书为他带来了"增长思考和写作"的名声，也为日后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笔，正应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

　　平心而论，陶铸与柯庆施是有区别的。陶铸极力推行毛的经济路线，如"大跃进"、　"人民公社"之类，在他领导的中南地区搞得一直很红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干专用宾馆，建设毛的家乡韶山，拨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宫"滴水洞"，即毛策划和遥控初期文革住过、并发出过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个山洞。文革前毛泽东外出巡视，最喜欢和经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区，其次才是柯庆施的华南地区。当然，柯庆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远在陶铸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铸的地位可能不会那样大幅度的越升。

　　毛泽东十分看好陶铸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获益者，从党内排名第六位升为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越升速度之快，应该首推陶铸。林彪原本就是党的副主席，只不过从最后一名升为第一名。其他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没有明言撤退，只是刘少奇既然排名拉后，原来的次序打乱，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来嘱咐新华社，发文稿时"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周主动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这样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铸从轮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部门，出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其地位的显赫，令人侧目。

　　陶铸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十九岁入黄埔军校学习，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及广州暴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一九四零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作为接班人，他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湖南人，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懂军事（黄埔军校、军委秘书长），懂农业（中南地区是第一大产粮区），会写作，搞过地下工作。他唯一缺乏的是声望。这使他在乱象纷呈、错综复杂的最高层很难站住脚。加上性情鲠直，不买江青的帐，当众予以顶撞，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连手将他打倒。从越升龙门到被打倒，前后不到五个月，速度之快创记录。陶铸与江青发生顶撞，找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慰勉一通后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了"

　　"你看，"毛泽东启发他，"这就是为什么把你调到中央来工作的原因。"

　　这话已经说的相当明显。刘、邓被拉下来以后，林彪似乎成了当然的接班人。但从毛夏天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看，他对林彪也有所不满和提防。再选一个陶铸上来的目的就是如此。可惜陶铸不察，以为只要对毛一个人忠心耿耿就好，不料中了江青、陈伯达的埋伏。

　　对于陶铸的倒台，毛泽东内心是有几分惋惜和懊恼的。他一边安慰自己，把陶铸说成是邓小平的人："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一边又忍不住怒斥江青和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说冷话。陈伯达讲了，江青插了话。"

　　第二接班人的重要特点

　　陶铸的罪名是"保皇"，也就是"保护"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他跟周恩来最大的不同。周恩来保的人再多，这两个人，尤其是刘少奇，是绝对不能保的，非但不保，还要帮着痛打。而陶铸刚从地方官调任京官，对于上层人事关系根本还没来得及理清楚，刘、邓又是他的老上级，是他一直崇敬的人，教他怎么下得了手？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次党代会上，陶铸就说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这话说得有几分肉麻，当时邓小平已是副总理，还当上总书记，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邓小平对这位自称的"弟子"也很关照，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特意向毛泽东举荐陶铸，以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位置。毛泽东当然知道他并不是邓小平一夥的，要不也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提他上来，还亲自将他的名字钩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排名第四，超过刘、邓；也不会在他被打倒之后，那么恼怒地斥责陈伯达、江青了。但他毕竟保了刘、邓，犯了大忌，除了被打倒，似乎也别无出路。此事一发，讲了几句互相矛盾的话，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接班人，一般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接班人更年轻（华国锋除外）；

　　二，不及第一接班人那么显赫、引人正目，其"备用"意图连核心成员都蒙在鼓里，便于韬光养晦，待机而出；

　　三，不属于某一派系，与上层其他人物没有什么渊源；　　

　　四，提拔后负责具体事务，以培养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威望；

　　五，牵制第一接班人。

　　林彪在陶铸倒台后，由于失去了"第二接班人"的牵制，更受毛泽东的疑忌，终于在"九大"登上法定继承人宝座之后，被逼造反大败，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