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八章在公正与利害之间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街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藤代远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送"，烦不胜烦，不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组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小平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气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录，也完成了君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但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由来已久，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权，正是他力排终议采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张国涛的"反报告"都对博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最后下决心者"。毛先后遇到过各种非难，并在上任之初打了一次小败仗，引起各方对他的怀疑，也是周从中说服调解，最终采纳了毛的主张。到达陕北，他更把军委主席的位置让给毛，自己反做了他的副手。

　　毛、周之间的战斗情谊，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他们一起从长征的狼狈逃窜中走出来。躲过了张国涛的暗算，接受了陕北根据地这份以外之财，除掉了来自莫斯科的"太上皇"王明的隐患，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八年抗战，一起赴重庆谈判，转战陕北，遥控解放战争的全国战场，举行开国大典，与苏联签定"友好互助条约"。策划抗美援朝战争…..等等。用秘书范若愚的话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一点也不过份。但是周恩来经过十几天极其痛苦的反省，终于认识到一个可怕但无法违抗和改变的事实：昔日的战友关系，现在已变成君臣关系。　　

　　以原则换取自保

　　要认识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彭德怀、刘少奇的悲剧，就在于未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彭德怀口口声声"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多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以为还可以像当年一人捧一个大瓷碗，围蹲在窑洞前吃饭那样随便，要操娘便操娘，结果成了反党集团头目。刘少奇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与极力反什么"个人迷信"，终于戴上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死得极其悲惨。林彪倒是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不敢明反，只敢暗算，"当面喊万岁，背后一把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明里斗不过嘛。

　　周恩来"幸亏"及早想通了这个道理，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主动自我矮化人格，俯首称臣，唯君命是从。遍观整个中共阵营，他即使不是唯一看清楚这个事实，也是最早悟出这个道理，并决定忠君到底的人之一。否则就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武大臣被斗得七零八落，几乎是人人过关了。另一位最先悟道者是康生，他的逢君只恶至今为人们所痛恨。

　　但康生还不至于像周恩来那样，心甘情愿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

　　有人把周恩来丧失原则，从一九五三年九月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洱公开骂阵时，周恩来从旁边帮腔开始算起。还有人把"反右"也算上。其实，"骂梁"和"反右"，对于周恩来来说，不能算是丧失原则。因为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的敌人。这正是他要坚持的原则，就像以往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一样，他认为真理是在他一边，而且只有通过坚决甚至残酷的斗争才能捍卫真理。即使他可能意识到，梁漱洱和知识分子右派们也许是无辜的，但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应该将他们牺牲，顶多只是良心上（有时！）有所不安罢了。

　　真正开始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是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明明"反冒进"是对的，偏要说自己不对；明明说不出口，下不了笔，硬是强迫自己公开说出自己的罪过，袒臀接受廷仗。周恩来的总理位置是保住了，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

　　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

　　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力陈大跃进的荒唐。周恩来开始呈观望态度，别人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他轻描淡写地说："哦，那没有什么吧。"及至龙态震怒。决定反击，他便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打彭德怀的屁股了。他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一样。他是总理，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已极为紧张：

　　"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跟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