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2月——1943年12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审干运动，是在错误的情况判断下，用错误的方式方法进行的一场政治运动；1943年4月，审干运动推向各抗日根据地和设立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苏北根据地的领导人黄克诚，鉴于红军时期根据地肃反错误的惨痛教训，断然抵制了错误做法，不搞“抢救运动”。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但是，是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方针方法进行的，从而避免了错误，审干工作进行得十分正常、健康。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江苏等省市（俗称大后方）和港澳地区及海外，领导这些地方的中共组织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南方局推行了错误的审干运动，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延安和边区的审干运动，在其高潮阶段——“抢救运动”时虽亦涉及少年学生和市民，但运动的重点始终是针对着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针对着国统区中共组织的领导干部的。这就同周恩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综合有关史料，摆出史实，略作评论，以期对读者了解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在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深远影响有所帮助。 周恩来：审干不是清党，而是认识干部

   延安整风以前，边区保卫部门破获了汉中特务训练班案件，查出了戴笠训练并派来边区混入各单位的40多名特务，已经结案。据师哲回忆录讲，康生原先不知道这个案件，事后他要走了卷宗，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这个案件引起了重视。整风中出现了王实味写杂文讽刺延安的事，后上升为“托派问题”；还有“张克勤特务案”，张原为兰州地下党员（此案后平反）。这些复杂情况使中央领导人对形势有了新估量，并认为“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的最好办法”。

   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12月6日， 中央政治局委员、专门负责整风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毛泽东）、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高干会议上作《关于锄奸问题》报告。于是，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2月起开始了审查干部。此时尚未推及外地。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也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来说，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着。”《决定》指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审查干部可以在整风中参杂着进行。”于是，延安的审干即由内部转为公开，掀起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

   南方局接到“四三决定”后，当即成立审干委员会进行工作。4 月30日，董必武代表审干委员会作工作总结。周恩来肯定了这一总结，指出“审委是尽责的”。他并就领导机关要学会怎样审查干部发表讲话，指出：审干不是清党，而是认识干部。作结论、鉴定都要慎重，要不怕麻烦地允许本人申诉。对党员，要求他们肯说真话，敢于说一切话，即使是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在审委面前讲，说错了也没问题，但是背后说是不对的。审干的方法，要抓住大处，同时要照顾全部，实事求是；发现问题，要追根究底，应负责解决；发生争执时，先弄清事实，然后再加以说服。纪律的中心不在于处分，在于自学觉遵守纪律，处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党的纪律不是法律。

   “审干不是清党，而是认识干部。”这个论断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对干部队伍有一个基本的肯定估计，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态度。这个论断是建立在以往干部工作的基础之上的。皖南事变以后，南方各省的中共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形势严峻，情况复杂，南方局进行了干部审查工作。周恩来对此作了十二条指示，为有助于了解周恩来的审干思想，全文移录于下：

   （1）要研究每个干部的社会关系、政治倾向、工作能力、历史经过。

   （2）要联系到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的情况，从个人身上研究出地方的发展情形及政治环境。

   （3）要由研究干部到了解党的力量及党与群众的联系。

   （4）要由研究干部到了解领导机关的工作推行的程度。

   （5）要从研究干部中懂得爱护、教育、培养、选择、引进、使用干部及纠正他的错误倾向，帮助他进步。

   （6）从研究干部中懂得怎样联系群众及发展此种联系。

   （7）从研究干部中发现人才，发现专门的、能够造就的人才，并培养他们。“干部决定一切”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意义是更大的。不仅要有党内人才，而且要有党外的干部。

   （8）从研究干部中教育自己，学习领导工作的艺术。

   （9）研究干部必须彻底，务使这次研究得到确切而又适当的结论。

   （10） 被审查的干部必须向党公开一切，即使是他过去的罪恶也应如此。这应受到奖励，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不公开的危险，还可以互相督促。

   （11） 审查干部的材料必须是可靠的。如还未得到确切的证据和反证的，只能阙疑，一般并应告诉本人。

   （12） 研究干部必须使该干部得到一定的适当的工作岗位，让他发展——这是最后要达到的目的。

   这十二条指示字字珠玑，不仅在周恩来的著作中属于代表作之列，在中共的历史文献中无疑也属于典范性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像“从研究干部中教育自己”这种思想、这种要求、这种风格、这种境界，那是周恩来所独具的。正是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对党负责和对同志负责高度一致的、尊重干部的人格和基本权利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南方局的审干工作，无论是在整风前的还是在整风中的，都进行得健康、顺当，实现了十二条指示的要求，绝无什么“后遗症”可言。

康生：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

   19岁的张克勤（原兰州地下党员）在“逼、供、信”的折磨下，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交代出“特务组织系统” 。康生如获至宝，他颇有理论高度地总结说：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于是，不仅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中共地下组织统统都是“红旗党”。

   1943年4 月2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

   同年6月24日，中央发布关于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我党反特斗争的指示，认为：“今天国民党向我们斗争的主要方式是特务斗争”。“各地所谓左倾进步分子、左倾文化人中有不少是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也有）”。我们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内“充满了内奸，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到最后几乎全部都是内奸，因此在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多都成了国民党或者是国民党替我们组织的。再经过这些地方党，又介绍内奸来延安到各根据地。”“到现在，我们在国民党地区党的组织，很多都成了特务组织。”

   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接到这个指示后作何感想，未见记载。不两天，6月28日，周恩来即率邓颖超、孔原、方方等百余名干部启程返回延安，参加整风和筹备“七大”的工作。

   正如《周恩来传》所说：周恩来这个时候回延安（出了这样多“红旗党”），“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他领导的，使他的处境也相当困难。”

   边区政府审干负责人李维汉问周恩来，“红旗党”是怎么回事？周答：“正在清理，没有这回事。”李维汉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就不再追查所谓“红旗党”的事了。

   不过，周恩来这时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不再是书记处书记（改组后的书记处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他只是旁听审干会议，并不参与整风和审干的领导工作。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审干反奸的正确路线方针方法，即“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逼、供、信”的错误却愈演愈烈。

   适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中，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中央决定加紧进行审干反奸工作。7月15日，中直机关召开动员大会，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这就开始了审干运动的高潮——“抢救运动”。胡乔木回忆录说：“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7月30日，毛泽东指示停止“抢救运动”。8月15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认为“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特务之多原不足怪”；但《决定》正式公布了前引毛泽东的“九条方针”。

   这些指示下达后，延安以外地区的“抢救运动”仍处于高潮。9月下旬，《解放日报》连续报道了有关情况：绥德师范的坦白控诉大会开了九天。“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如此等等。最后，在这些少年中挖出了230个“特务”，占全校总人数的73%！

   （认为“抢救运动”只进行了十几天，是不符合事实的；认为“抢救运动”只是支流，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抢救运动”只是历时至少一年的审干运动的高潮而已，二者之间并无质的区别。）

   10月9日，毛泽东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再次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举行工作会议，总结审干工作。任弼时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他引用周恩来提供的材料说：据恩来同志讲，截至1943年，国民党员有一百几十万人，其中学生党员约三万人，主要在1940年以后发展的。国民党决不会把三万学生党员都派到延安来，何况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在抗战初期，战争混乱，国民党不可能很有计划地派大批特务到延安来，有些省如陕西、四川等国民党组织不大发展，也不会有许多特务派到延安来。任弼时据此作出结论：因此，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是好的，他们是为了革命到延安的。那种认为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是特务分子的看法应予否定。毛泽东同意会议的分析。会议决定，今后延安的审干工作应转入甄别阶段。

   至此，领导机关对情况的估计是趋向于客观，趋向于清醒了。

   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原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在“逼、供、信”高压下坚持党性原则，拒绝承认“特务”和“红旗党”问题，这至少是给被戴上“大后方红旗党首领”帽子的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减轻了压力。邹风平“忍痛护高节”，在1943年12月自杀了，他的绝命诗写于12月11日。这时周恩来回到延安已经有五个月，难道就不能救救他？提出这种责难的人是太幼稚了。周恩来实际上处于被审查的地位，是不可能救邹风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