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党校、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教条主义宗派的代表是王明、博古；经验主义宗派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总学委（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秘书胡乔木的回忆录说：“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提出异议。”“恩来同志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但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他长期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经历过党内许多重大斗争。这次检讨党的历史，批判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他不可能不感到会议的份量。”

   从11月底到12月初，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他写了两万多字的提纲，讲了五天，“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明）、博（古，即秦邦宪）、洛（甫，即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这个所谓“再来统治党”的“最危险的人物”，就是指的“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周恩来。

   季米特洛夫得到驻延安的原共产国际联络员孙平（弗拉基米洛夫）的包含着不少曲解和误解的报告，感到不安。由于共产国际已经解散，他就于12月12日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提出参考意见：“我认为，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我对康生的作用也有怀疑，因为像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的团结这样一种党的正确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机构以很成问题的方式实施的。这些方式只能造成互相猜疑，只能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不满和帮助敌人瓦解党。”

   中共进行整风，其目的在于通过总结1928年“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加强全党的团结，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季米特洛夫对这场整风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缺乏了解，所以他的看法有些是错误的。周恩来长期参与党的核心领导，对于党的错误和他个人在工作中的错误，当然是要负责任的；在党的会议上作认真的深刻的检查和总结，并听取同志们的批评，这都是理所当然的。至于他“受到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周恩来年谱》），按理确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也不足为怪。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康生其人和审干运动中的错误作法的批评，那无疑是正确的。（在共产国际时期，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评论也是正确的、深刻的。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于1944年1月2日电复季米特洛夫：

   “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的部门并不负责审查干部。他们只调查证据确凿的特务。我们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关于周恩来的前一条是事实；关于康生和审干的后一条就大成问题了。

   毛泽东：听了董老的汇报，使我茅塞顿开。

   1944年12 月，董必武回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他专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了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说：我是在苏区工作，搞打仗的，不懂得白区工作。这次听了董老的汇报，使我茅塞顿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很艰苦，很努力，有很大成绩。现在看来，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包括所谓的河南的“红旗党”在内。过去看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的时候，对国民党总是估计高了……这个认识排除了主观主义，是客观公正的。

历史的遗憾

   审干运动中的错误，教训是沉痛的。毛泽东主席主动承担了责任，采取了一些办法消除负面影响，但是对这个错误及其后遗症的严重性仍缺乏认识，往往用整风运动的成绩掩盖了审干运动的错误，对于审干运动的教训，未能认真地深刻地总结和记取。那种认为“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办法，而且是发现内奸的最好办法”的观点，被康生演绎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的所谓 “铁的规律”；而这个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所谓“铁的规律”，被作为历史经验承续下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成为一用就“灵”的模式、法宝。于是，历史的悲剧就再三地以荒诞的形式在中国大地上重复搬演了…… 原载《红岩春秋》2000年第四期 附注：

   本文发表后，见《书屋》2001年第三期李锐文章《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其中追忆延安“抢救运动”部份说：“一九五○年我在长沙看过唐纵的全部日记。唐纵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戴笠的二把手，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他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上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可见康生说的什么‘特务如麻’完全是自己乱自己。”

   笔者已查群众出版社出的唐纵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空缺。

   浴火凤凰：http://chinatown.coolfreepage.com/

(李畅培：审干运动和周恩来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