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周恩来》第一章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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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这里，有周本人的回忆为讲。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手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氏藉口由中共党员担任舰长的中山舰异动，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准备将他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的流言，在广州宣布戒严，派兵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并要求所有中共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苏联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邂逅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正是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平息红四军内斗风波
    周恩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像小媳妇一样看他的脸色行事。曾几何时，周曾是毛的顶头上司，掌握著毛的政治命运。在红四军的内斗中，要不走周出来为毛转圜，把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毛请回来，由毛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
    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在以牙还牙，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同时，摸索探求重新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开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少年时代就熟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仿效历史上草莽英雄惯用的办法，率领残部开赴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革命的山大王"。
    应该说，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情天然有着一种比他人更为深切的领悟。他首先认识到中国的共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而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也恰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适合这一国情。基于这种认识，毛在以后的实践中开始离经叛道，大胆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战，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的主张：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装暴动。
    与毛泽东的离经叛道相比，周恩来则显得循规蹈矩得多，缺少毛的那种特立独行，大开大阖的领袖气魄。他在领导南昌暴动一炮打响后，并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的窠臼，像毛那样深入农村，就地闹革命，而是率军劳师远征，南下广东，企图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苏联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结果兵败潮汕，不得不乘一叶扁舟逃往香港。
    不过，南昌暴动的惨败，并没有使周恩来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相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组织才干，特别是善于求同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的品格，在中共党内得到了一致公认。平心而论，当时共产党内确实聚集了一大批富有理想、勇于献身的有志青年。但问题是当这些人聚集在-起时，就难免争强好胜，磕磕碰碰，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的克己忍让，顾全大局，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的为人，就格外被人们所看重。这也是他能够脱颖而出，并长期留在中共的领导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惩办，但毛却是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而周则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形象地说，毛脚踏实地，而周则高高在上，因此两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大不相同。毛所领导的红军由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事事处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容不得半点马虎大意，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重大挫败乃至全军覆灭。周恩来则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至少也是把两者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于调和有关，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著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来说是"党内奴性"作祟；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当时形格势禁的结果--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因此，中共手里的自主权少得可怜，只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事事要看共产国际这个婆婆的脸色行事。
    问题还并非仅此为止。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且不说这样势必脱离各国革命的实际，而且又总是根据联共党内斗争的风向，指令各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反倾向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刮什么风，中共党内就下什么雨。因此，毛泽东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自然为共产国际所不容而成为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间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积怨便由此而来。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件是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这对于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显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照搬主义。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更糟糕的是此举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
    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还个人服气；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拥戴。在这种情况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并怀有个人企图的刘安恭又浑水摸鱼，以中央"二月来信"为尚方宝剑，四处活动，挑动舆论，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分兵游击的决定，散布红四军领导中分为两派：一为拥护中央派，一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大"，逼其交出军权。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后来红四军曾几次三番请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绝，理由是在没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轻易回去。毛还复信挖苦了接替他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一顿，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这样，在缺少了毛这个主心骨后，红四军军心涣散，连吃败仗，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事情后来没有闹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靠周恩来居中调解，化解了这场风波。不然的话，由毛泽东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因为成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纵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演出日后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活剧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