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周恩来》第三章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晚年周恩来》第三章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重返一线，直接掌握指导文革运动，按照既定方针，继续放手大干，以期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此同时，他把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日常生活运作的任务交给了周恩来，指定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负责处理党、政、军的日常事务。这样，周氏上任伊始，就陷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之中，处境困窘，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执两用中的应乱之道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然而周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借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况且，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股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利用青年学生作为突击力量，冲垮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就刻意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林彪在大会讲话中特别代表毛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并宣称"最高司今是我们毛主席"。
    历来喜欢从群众运动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则从"八一八"接见时盛大狂热的场面中，受到了启发，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对他本人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此来作为对付刘少奇的利器。于是，毛随即提出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为此还找了一套说辞，称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不要钱，完全山国家来负担。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年轻、单纯而又狂热、冲动的中学红卫兵怀着革命造反、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首先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兴问罪之师，炮轰一切，并以查收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这样，混乱的局面迅速由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严重地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这种局面，自然让刚刚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忧心忡忡。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出了格，闹得已经不像话了。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不过，已经被交过底的周恩来知道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正是毛泽东本人有意制造的，意在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全国。在这种情况下，在政治上"保持晚节"的心态令他不敢违抗毛的意志，只能跟着走。可是，他又不能完全坐视这种混乱的局面蔓延下去不管，因为一旦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本人也无法向毛交代。这种困处"夹缝"中的境况，使周左右为难，欲言又止。不过，他毕竟是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老手，懂得如何见机而作，因势趋便而又不失分寸，落下把柄。
    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梢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更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有的干跪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宋庆龄的保护。在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幸免，连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其中缘由是因为末庆龄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发动以后，毛泽东曾派江青专门探访宋，向她打招呼，解释开展文革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宋对自命不凡的江青并不买账，反而直言批评红卫兵不应伤害无辜。结果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宋对文革的态度令毛很不满意，江青更是耿耿于怀，宋由此大祸临头。在江青的策动下，宋庆龄因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斗争目标，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几十年的盘在脑后的发髻，改成三八式齐耳短发。接着宋氏双亲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深爱自己父母的宋氏知道后，禁不住失声恸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当即病倒下来。为了保护自己父母的坟墓不再遭受横祸，宋甚至强撐病躯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后一定要与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
    宋庆龄的这种遭遇，令与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来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对文革女老板江青有所顾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不便插手。为了避免与江青正面冲突，周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劝说宋到北京来住，并指定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人员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周恩来还数次出面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设法借助毛泽东的权威，劝阻红卫兵不要到宋氏的家里去贴大字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相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后来，周恩来又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氏墓地修复，并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此外，他还顶住江青的压力，借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机会进行补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为新编选的《宋庆龄选集》题写了书名，以便多少安抚一下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宋氏。
    针对红卫兵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乱打乱斗的问题，周恩来在八、九月间花了很大精力去做红卫兵的思想工作。同中央文革一味鼓动怂恿的态度有所不同，周在肯定红卫兵运动大方向的前提下，重点放在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力图减少其狂热性与破坏性，设法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轨道上来。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分昼夜地出席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报告会，与红卫兵频繁接触，广为交谈，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要求他们要学习掌握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团结大多数，要文斗，不要武斗。
    鉴于红卫兵到处套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轰一切的作法，周恩来在做红卫兵工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手这一提法本身的表态，而是强调说：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并不是所有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并提醒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正是毛主席思想。
    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下再说什么，而是把庞大的接待组织工作承担下来，作为他本人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的一个实际行动。为了保证毛每次接见的顺利进行，周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临时从各机关、学校、驻京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并紧急腾出大量校舍、办公室组成接待站。他本人则全力以赴，亲自调度粮食、火车，筹划安排来京外地师生的衣、食、住、行、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尽心竭虑，不敢有一点疏忽，反复推敲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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