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周恩来》第三章天下大乱中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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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前夕，全国各地师生云集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由于来京的人数实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单位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甚至连许多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还是应接不暇，仍然有三十万人安排不下。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来就有困难了。对此，毛泽东毫不以为意，坚持开展全国大串连，表示现在才刚开始，他要接见两千万人，称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腾出来让给外地红卫兵住。中央文革则借机指责周恩来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让"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带头将他的住处腾出来接待红卫兵；另一方面，召开紧急动员会议，向各单位下达接待红卫兵的包干任务，并紧急动用部队搭建临时帐篷，这样幸总算应付过去。
    更让周恩来感到头疼的则是红卫兵大串连对全国铁路运输的冲击。当时铁路的客运量早已超过极限，客运列车无一不严重超载，已到人满为患的程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躺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都站着人。人们上厕所必须从别人肩膀上踩过，上下车则需要从车窗爬进爬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抽调货运列车暂时用来载人。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各地货运物资的大量积压。由于物资运不出去，很多工厂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铁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脱产"闹革命"，更加剧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
    然而，由于毛泽东执意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根本不在乎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周恩来虽然心急如焚，却无法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只好被动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找来，了解铁路运输的情况，甚至亲自担任铁路总调度，直接指挥疏导交通堵塞最为严重的路段，以解燃眉之急。他还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开展文革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并征得毛的同意，号召进行徒步串连。
    但是，这些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还是因为进入隆冬时节，天寒地冻，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其他方面，这场全国大串连寸逐渐停止下来。不过，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却由于各地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派斗而变得更加严重。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扮演前者时，总是显得被动迟疑，有些做作，好像是在"做戏"；而在扮演后者时则表现得积极主动的多，是一种"本色"的表演。换句话说，周虽然决心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竭力勉励自己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文革战斗中去，但还是无法斩断尘缘，不食人间烟火，内心更关注的还是大乱之中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述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表现得愈加明显。
    这年九月间，因红卫兵大串连而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开始波及到工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当时正值秋收大忙季节，但是出于运动的冲击，不少县和公社一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片成熟的庄稼亟待收割，却无人过问。作为国家的总理、七亿人的大管家，周恩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三年困难时期因国库缺粮而大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如果对眼前这种局面听任不管的话，到头来老百姓势必再度遭殃，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毛泽东那里无法交待。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目前运动正处于发动阶段，毛泽东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排除阻力，把文革运动深入搞下去的问题。因此，如果这时出来对运动设限，强调抓生产，势必会惹毛不快。况且，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林彪在以接班人的身份布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说：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要以主席为轴心，不能再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并意有所指地说： "我们有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尽量向毛泽东反映这方面的问题，力争取得毛的支持，因为他相信不管怎么说，毛还是懂得天下吃饭的问题最大的道理。他继续采取了见机而作的做法。九月三日，黑龙江省双城县的一个干部向中央反映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被批斗，生产陷于瘫痪的问题。周立即把这一简报批送给毛，因事不宜迟，又责成人民日报社立即起草一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先行发出。随后，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会议决定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做出明确规定，解决这一问题。同时，鉴于不少工矿企业的工人已经起来"造反" ，导致生产指标大幅度下降，周恩来决定趁势起草一个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送毛泽东审阅。九月八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修改通过了中央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县以下农村的文革运动，仍按"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红卫兵不准到县以下各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耕，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对工矿企业则强调：应当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职工应坚守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放在业余时间去搞。并重申了红卫兵下要进入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去串连，等等。
    文件搞出来后，行事谨慎的周恩来知道兹事体大，除了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外，还需听取各方意见。于是，他先让陶铸以个人的名义向华东局传达了这两个通知的基本内容，投石问路。果然，对此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广大干部、工人、农民普遍认为这是中央说了他们想说的话，为他们撑了腰，以后可以安心搞生产了。而青年学生们则大都不理解，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个"大阴谋"，有的人还发火急电报给江青，称"这个所谓文件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和十六条不相符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为了避免生出事端，马上采取主动行动，写信给毛泽东，表示： "我认为有关农业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然后才好批发关于这两方面的通知。"这时正在考虑如何突破运动阻力的毛自然对这两个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感到有些不快，不过他也知道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后果严重，在踌躇了几天之后，只好表态："可印发，不要讨论了"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后，周恩来终于松了口气，可以名正言顺地抓工农业生产了。就在中央关于农村、工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的两个规定下发后的第二天，他借着毛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机会，在大会上着重讲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守生产岗位，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最后，他还带领全场高呼口号："抓革命，促生产，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接着，周恩来又一鼓作气，搞出来一个财贸战线上的政策规定，以供下面遵照执行。但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却被中央文革扣压下来。他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无疾而终，为此专门写信给文革小组的女老板江青，催促他们抓紧核阅，尽快发下去，说："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陈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好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江青早就对周恩来这样到处制定条条框框，充当"灭火队长"的作法很不满意，只是因为他行事谨慎老练，处处注意取得毛泽东的支持而暂时无可奈何罢了。这次，她故意采取拖延战术，以忙于其他事情为借口压着不办。后来经过周的一再催促，最后总算勉强松口，改由中央批转了这个规定草案。尽管如此，周氏上述设法维持工农业生产所做的努力，在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很快便被毛泽东发动文革新的部署给冲掉了。

"新文革与旧政府"的对垒
    在文革初期的权力格局中，周恩来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同以江青为老板的文革小组形成两军对垒的局面，由于文革小组贯彻执行的是毛泽东"天下大乱"的意图，因而总能得到毛的支持而占上风；而周这一方则因往往不合毛的意图，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而屡屡败下阵来。
    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采取的是"两手抓"的策略，所依靠的也是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尽管在《五一六通知》中明文规定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不过出于对运动发号拖令的需要，毛泽东更倚重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经常绕过周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而直接向文革小组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文革小组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与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由于这两者所担负的角色截然下同，看问题的立场角度也大相径庭，因而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下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首当其冲。虽然他善于隐忍周旋，尽可能地与中央文革求同存异，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但双方的关系还是日益紧张，成为文革女老板江青的眼中钉印发泄的对象。比如，从一开始，江青就对周奉毛泽东之命过问清华大学运动时，有意不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名(王当时任该校工作组成员--作者注)很有意见，认为周旗帜不鲜明，对前述周所开列的"保护名单"，江青也很下高兴，特别是对宋庆龄的保护，更是让她憋了一肚子火。据知情人回忆，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当江青看到摆在自己桌上的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竟然歇斯底里大发作，伸手把书扔到地上，抬起双脚践踏，一边用劲踩一边气冲冲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