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周恩来》第八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晚年周恩来》第八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鉴于中美两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刻意安排的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既没有准备为尼克松铺红地毯，鸣礼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搞群众欢迎的场面。偌大个机场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并排悬挂在机场上空的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冷淡，丝毫也没有减弱中美两国首脑即将进行历史性的握手这件事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这两个昔日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两位主角周恩来和尼克松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这一点。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凸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先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班，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这样，两只分别从太平洋两岸伸出来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一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然而，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治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借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让我们还是从被人们视为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导致中美和解的"乒乓外交"谈起吧。

"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斗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国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圆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巨，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著身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下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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