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周恩来》第八章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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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忡有关。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书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要，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人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善意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美国代夫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是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甜枯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典故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洛局的形格势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氏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把它作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借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外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大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