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周恩来》第十章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晚年周恩来》第十章周恩来之死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周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当然，这也和他的病情不断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关，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鉴于周恩来尿血的问题始终没有中断，时好时坏，而大便中又出现了潜血，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医疗组决定对他先施行膀胱镜检查治疗，然后再对他的肠胃系统做全面的检查。为此，周写信给毛，报告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方案，并特意表示：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
    然而，检查的结果却不妙，不仅发现周恩来体内的膀胱癌再度复发，而且在三月间两次作钡餐检查时，又发现他患有结肠癌，其中大的一个已经有核桃那样大，这不啻是雪上加霜，使整个治疗工作更加棘手。
    医疗组经过研究后，认为事不宜迟，需要报请中央批准立即作切除手术。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组成的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当委四人小组随即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但是还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变情况，在说明结肠发生病变的历史成因时，特意向毛表示："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这番话的用心，尽在不言之中。几天后，毛批准了对周施行手术的报告。
    三月二十六日，由众多专家所组成的治疗班子对周恩来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手术，切除了结肠腔内靠近肝曲部位的三个癌瘤，其中大的直径有三公分，呈菜花状，同时又再次给他作了膀胱癌电灼术。经过这样一番大的折腾后，周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手术后很长时间下不了床，即使再想"逞雄"(周本人的话)，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他只好躺在病榻上会见了来访的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尽管这样做不大礼貌，但出于对方执意要见，而本来一向注重外交礼仪的周氏又实在无法起来见客，也就只好加此了。
    就在周恩来缠绵病榻之际，奉命主持国务院工仵的邓小平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政坛上刮起了一股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大力整顿的旋风。邓的行事风格与周恩来截然不同：他办事果断，举重若轻，善于快刀斩乱麻。这种本色虽然历经文革劫难，也没有多少改变。相反，这段被打倒的经历还给了他体察下情，冷眼旁观的机会。抓全面整顿，便是邓小平在沉寂几年之后对整治文革乱局所开出的药方。
    "整顿"的提法原本出自毛泽东"军队要整顿"一语。邓小平立即把它接了过来，加以发挥，作为手中整治文革乱局的尚方宝剑。四届人大刚一结束，兼任总参谋长的邓便利用和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见面的机会，传达贯彻毛的指示，提出军队要整顿的问题，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随后，邓小平又以整顿为纲，大刀阔斧地解决书阴国民经济命脉的老大难问题。他首先从抓铁路运输入手，制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施展铁腕，大力整顿派斗问题严重的路局，很快便使局面改观。接着，邓小平又如法炮制，大张旗鼓地把整顿推广到整个工交战线，重点抓了煤炭、钢铁以及国防工业的整顿，效果显著，一举扭转了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局面，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批"经验主义"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人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着眼点还是在于此，希望借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经验主义"，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 ，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丰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一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围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顶住众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以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围子"和贬"经验主义"的文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上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下同的：毛眼下对邓还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的，并没有什么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格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同，但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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