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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这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相反,倒是周恩来暗小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为人宽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江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略,并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落,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格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过不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于打压他们的积极性,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还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她在这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还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她讲话。 不仅如此,江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和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毛的态度则有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去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铍倒向周那一边的话,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平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来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便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 ,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贬周的同时,又刻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加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牛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寡,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一作者注)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件事情一出来,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前没有因毛在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形势过于乐观,怕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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