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本世纪最后的“黑匣”』札记 赵无眠先生是海外为数不多的为笔者（这里和以下均指周晋）所敬佩的政论作家之一。他最近写了一本新书『真假周恩来』，该书用泠静客观的治学态度，新颖独到的视角和观点，评析了周恩来的个性、成长环境、所受教育和经历对其一生的重大影响；分析了周恩来在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功过得失。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介绍和讨论本书最精采的部分——剖析探讨周恩来的外交成果和失误。这里所谓的『本世纪最后的“黑匣”』意指对周恩来的研究。作者（这里和以下均指赵无眠先生）在公正地承认『周恩来的真正强项是外交』，『他具有极好的外交人员的素质，除了仪表、风度和口才，他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谦逊好学的精神，平易待人的品格，为他和中共、“新中国”政权赢得了尊重、信誉、同情及众多的朋友。外国领导人，最佩服周恩来的也就是他的外交才干。』的同时，着重分析了周恩来主持『新中国』外交工作所发生的严重失策。这本书可能是海外第一本这方面不是仅仅侧重于对周恩来褒奖的研究专著。以下分为五个方面叙述。

   一．中美关系

   七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巨大成果。如今三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谁能忘了是周恩来与基辛格展开多次艰辛秘密的谈判、随后尼克松总统访华，从而打开封锁了二十余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大陆『改革开放』后能来到海外的大陆中国人，都是周恩来这一外交成果的受益人。但大多数的中国人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扇大门『当初正是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自己关上的，其中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和以下的大段有双引号的引文都出自赵无眠先生的原著——周晋注）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其时国民党政府早已『播迁』广州，大多数的外国驻华使馆也跟随同迁，其中包括中共的『老大哥』苏联的大使馆。意味深长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唯一『老大哥』和米饭班主美国的大使馆和大使却稳坐南京，仿佛在等待一个盼望多时的旧情人的到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向中共提出，美国政府准备向新生的共产党政府提供四十亿美元的贷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充分表明了美国政府的善意（虽然这善意充满了浓浓的机会主义的味道）。笔者以前曾看过一篇文章，谓时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办主任的黄华（后任驻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外交部长）曾奉命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机要秘书会晤，想必美国方面的上述种种『美意』中共方面都已知道。既然美国方面伸出了长长的橄榄枝，此时当是中共打开与美国政府的心结，建立双方友好互动关系的最佳时机。笔者以前还看过另一篇文章，谓张闻天在建国初期已被中共中央内定为『新中国』的首任驻美大使。张曾任中共总书记，是中共最高决策层内唯一曾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可见中共当时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不可谓不重视。如果说当时处于百忙之中、拙于外交的毛泽东一时『忘了』中美关系，那还可以原谅，但已内定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作为有过在东洋、西欧及苏联长期生活经历，曾与美国官方及军方人士多方周旋，被马歇尔赞誉为“大外交家”、“最出色的外交家”』的周恩来，忘了此等大事就实在说不过去了。何况周恩来在外交方面所器重的黄华不可能不把其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机要秘书会晤的详情向周汇报。

   相反，共产党方面非但不对美方的善意作出回应，『相反还流露出相当强烈的敌意，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向苏联）一边倒，司徒雷登这才在（四九年）八月二日离开被解放军占领了三个多月的南京』（三个多月在外交上可以做许多重要的事情——周晋注）。『毛泽东赶在他（司徒雷登）身后，又接连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极端反美）的檄文，……（这些）显然是幼稚的。』赵无眠认为，中美关系的这一严重挫折，『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周恩来）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在乎番外还有一个曾支持过自己的敌手的美国，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建立 “外交关系”』。此外周晋还认为，以对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愤怒情绪来处理十分重要的中美关系，显然不是冷静和高瞻远瞩的大政治家和大外交家之所为。

   二．中苏关系

   其次是中苏关系。在与美国人搞得势如水火的同时，历史上吃了苏联老大哥许多苦头的新政权却制定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完全『投靠苏联集团，明摆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敌，……人为地划上一道与世隔绝的藩篱，重新把中国带进闭关自守的年代』。这种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失去了老祖宗惯于使用的『以夷制夷』的筹码，直到十几年后吃了不少大亏才逐渐醒悟过来。

   一九六四年，『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意与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也有此打算，按理应该是一拍即合，两相情愿的事，不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整个计划泡汤。』事件的起因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对周开了一句玩笑：“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中国代表团立即罢宴离开，回到住所。周恩来分析了整个情况，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是对中国不能容忍的侮辱，……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等亲自回拜周恩来，周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苏方回答，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不承认道歉，认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动，而是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的那一套。对此，勃列日涅夫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中方道歉。波德戈尔内（时任最高苏维主席团主席——周晋注）也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周恩来仍不接受这种说法和方式，认为问题还没有结束，……在之后的谈判中，中苏双方的态度都转趋强硬』，终于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的下台，是结束中苏当时的敌对状态的最佳时机。作者认为，不论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还是『酒后吐真言』，也不论他是『开开玩笑』还是真心要『向中国人民挑□』，既然苏方最高领导人（而且不止一个——周晋注）上门一再表示道歉，阐明并非官方立场，以善于妥协、和解著称的『大外交家』周恩来对此事就不必纠缠不清，反而给对方一种“得理不饶人”、缺乏应有诚意的口实。相反，周恩来大可利用这一事件作为谈判桌上的一块重要筹码，迫使对方作出一定的让步。毕竟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高于单纯维护毛泽东的绝对威望。

   三．朝鲜问题

   与美国决裂、『一边倒』向苏联后新中国咽下的第一颗苦果，是中国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在这一建国初期重大国策的转变上全力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全盘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赴苏联『落实斯大林先前许诺的苏联空军协同作战，但直到中国宣布参战后，斯大林才告知周，苏联无法出动空军参战。此一出尔反尔的行为，把中国推到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结果中国拼上了老命，『投入了大量的兵员，牺牲惨重且不说，到战争结束（苏方）开出帐单，巨额军费开支竟全数算在中方头上，还要加上一大笔利息。这一切，周恩来居然事先一无所察，一再上当。』从现今公诸于世的大量有关『韩战』的资料，笔者惊讶的是这么大的事，当时中美之间竟然没有适当的外交管道沟通，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也是韩战能够打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抗美援朝』的看不见的『失』大大大于看得见的『得』。在这场美国人所谓的『不明不白的战争』中，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军队『与美国及多国部队打了个平手，使世界从此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刮目相看，建立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死四十五至五十万人，换来的却是金日成父子半个世纪的半壁『家天下』，这对父子除了厚着脸皮向中国乞讨，从原油、棉布到大米，有什么要什么外，非但没有作过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时不时还同中国翻脸，据说北韩的飞弹也对准中国，北京就涵盖在其飞弹的射程之内。

   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使『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抛开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交好的希望，全力保住台湾这一反共的桥头堡』，对新中国的最大遗憾莫过于失去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千载良机，至今中国分裂已有半个世纪，再统一不知要耗费多少代价。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长期围堵，中国『长久走不出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困境』，笔者认为这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治国心态，促使他与整个西方世界（后来更加上整个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为敌，并用极端的手段巩固政权，用急进的方式从事经济建设，造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的一连串灾难；毛泽东更试图推动一场世界革命，波及了亚洲和世界的许多国家。

   『抗美援朝』使毛泽东失去了寄与厚望的长子毛岸英，使彭德怀的威望和地位大幅上升。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时，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威望和地位大幅上升的疑忌，毛因彭德怀的『疏忽』照顾而痛失长子的悲痛，在在影响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一重大历史冤案的判断和处理。（但近来有人曾撰文，谓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毛岸英还安然活在世上，江青决不能象文革时期那么风光，很可能文革时我们从小学、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将不再是林彪军团长与毛委员在井冈山会师，而是毛（岸英）师长（或政委）在上甘岭亲自给小战士端水喝。中国出不了『毛正日』，或许是中国人之福。此是题外话。）

   四．越南问题

   周恩来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外交失误是关于越南的统一。而越南问题对新中国的影响比朝鲜问题还要长远。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一百五十人的庞大代表团出席讨论朝鲜及中南半岛（即印支半岛）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作者公正地评论，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和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不过具体而论，日内瓦会议也留下了周恩来的巨大败笔，那就是越南问题的处理。』

   『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即日内瓦会议讨论印支问题的前一天，越共领导的人民军在（北越）奠边府取得大捷，全歼法军一万六千人，法国已经在军事上丧失了在越南取胜的可能。在经济上，当时的法国为了打赢印支战争，已将美国（战后援欧的）『“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因而易主，主和派的新总理孟戴斯·佛朗斯（一上台），就放出一个月之内结束越南战争的硬话，（法方的）的让步余地极大。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北越方面）几乎是稳操胜券。』

   孟戴斯·佛朗斯在会见周恩来后曾感叹：『周恩来是我所见过最聪明的人，具有世界级政治家的胸襟与才能。有你所能想像的敏捷和妥协的思虑。』作者却说：『但是这位“最聪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积极游说北越方面接受了“两个越南”的安排。』由此『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