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我在内，我父母两家『四代以内』似乎从未出过甚么『文如泉涌』的杰出人物，但父亲一系一位四代以上的高祖例外。可惜他老人家为子孙后世挣得的那块耀祖光宗的『高中乡试第一名』的金匾，却被不肖的子孙们反扣过来做了露天水缸的缸盖，一年四季被日晒雨淋。但金匾也因祸得福，居然逃过了『文革』的腥风血雨和红卫兵的火眼金睛。高祖的在天之灵想必是亦喜亦悲吧。

   一．父 亲

   我不是甚么『小时了了』的神童，我的第一个文学启蒙者是我的父亲。记得小学三年级第一学期第一次上作文课，作文题目是『我的一家』。这个现今如此简单的题目却令当时的我咬着铅笔，左思右想不知如何下笔。是我父亲耐心地启发我：我们家都有谁？他们各有甚么特点？我爱他们吗？他们爱我吗？作文初稿写完了，父亲又指出哪里写得不明白、不生动、不简洁，需要改。作文交上去后，竟得了全班最高的九十五分和语文老师的表扬。小孩子最容易被老师的表扬调动起积极性。从此激起了我阅读和写作的浓厚兴趣。

   在此以前我与其它顽皮的男孩子没甚么两样，成天跟一帮同龄的孩子厮混在一起，下地拔萝卜，上树摘枣，玩『洋片』，赢香烟盒子。我们当时住在郊区，而父亲已借调到城里工作。每星期六晚父亲回来，都是我最高兴的时刻。因为他总会带回来各种各样五颜六色、图文并茂、有趣又益智的儿童文学和科普读物。自从接触了这些书籍后，我的兴趣和性格逐渐改变了。书本渐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后来，小学三年级下学期时，父亲又从单位的图书馆为我借来了中、长篇小说。我记得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繁体字竖排版的《铁道游击队》。竖排版的看起来很不习惯，更要命的是那些繁体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急于追踪故事发展的我集中生智，把前后字、上下文对照起来猜，时间一长那些繁体字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写到这儿有几句题外话。在美国我遇到的台湾人常常显露出对大陆简体字的头痛乃至深恶痛绝，认为中共的文字改革实在是对中华文化的摧残。我听后很不以为然。我能『猜』繁体字，为甚么他们不能『猜』简体字呢？看来他们中蒋委员长的『毒』太深了，把许多事情都泛政治化了。笔者认为，文字改革是中共掌权以来有数的『经得起历史考验』、光照后人的『德政』之一。）

   各种各样的书籍为我展现了一个个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培养了我的阅读和思考兴趣，更为我以后的中文写作提供了『原始积累』。记忆中那几年我的作文经常得到九十甚至九十五分（可能是老师偏心，因为长大后才知道作文能拿个九十分已是相当不容易，周某何德何能可以享有如此高分），还到过外校（实际上只是分校）作过『巡回展』。不认识我的小朋友都知道我的『大名』。

   人在儿童时期最容易骄傲自满。我书读得多了，写作文有了小小的『盛名』，得意望形之际，作文时不管文中是否需要，先堆砌几个新学到的成语过过瘾，为同学们不明其意而沾沾自喜。父亲知道后，严肃指出写作文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表达真意，所谓『我手写我心』。采用适当的成语只是为了加强内容的表达。成语只是『宾客』，文章的主题、内容才是真正的主人。『喧宾夺主』、华而不实的文辞、文风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反感，向为为文者的大忌。

   二．老 师

   『文革』时期，承蒙前后几位班主任的『厚爱』，我成了班里的『文胆』(或曰『刀笔吏』)，经常为班级写些总结、批判稿、发言稿之类。后来还『承包』了班级的墙报，鹦鹉学舌地搞起了『革命大批判』。现在想来，那些批判稿、发言稿、墙报的内容固然『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但还是要感谢那些把我『逼上梁山』的班主任们。在写作方面我是『自学成材』者，但我从实践中学到的是作文课上根本学不到的写作经验和技巧。一般人仅仅具有课堂上的作文写作经验，往往局限于语文老师为我们划定的『主题、提纲、开头、正文、结尾』这些条条框框（或曰陷阱）内不能自拔。写批判稿、发言稿和搞『革命大批判』的经验使我逐渐不再迷信和遵循这些条条框框。现在我开始写文章时大多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划，有时甚至只凭一个连自己都很朦胧的主题就开始下笔，写到哪里算哪里，写着写着主题、内容、成语就一个个自己跳出来了。

   三．编 辑

   但是我在大学却没有主修文学，非不想为，实不敢为，也一直没有打算选择我所喜爱的文学作为我的终生职业。以前甚至没有奢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哪怕是笔名）能在报纸、刊物（现在又加了网络）上出现。这一方面是看得太多了手无寸铁的文学被武装到牙齿的政治无情宰割的血淋淋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成不了『大器』，更是因为以文学谋生的艰难是全球性的现象。后来我移民到香港，偶然在一份报纸的一角看到了一则小小的徵稿启示，它萌发了我压抑多年的创作激情。在自由的天空下，我战战兢兢地用挂号信寄出了我生平的第一篇投稿。但直到我收到生平第一笔稿费时才知道我的第一篇稿件被采用了。我至今仍很感激那位从未谋面的香港报纸的编辑。因为当时的香港人大都看不起从大陆来的新移民，称他们为『表叔』，而我那篇文章的『文革』题材恰恰是当时的香港人不懂、不感兴趣甚至是厌恶的。没有那位编辑的支持，我深藏心中的文学的火种恐怕早就熄灭了。至今我已在报刊上发表了五百多篇文章（尽管有的只有豆腐干大，且多用笔名发表），也获得过几次徵文比赛奖，算是平庸人生却不甘于平凡的一种奋斗成果吧。

   多年来我从创作中得出的经验和体会是，文学首先需要的是兴趣和努力，以及不怕失败和挫折的精神，天份并不很重要。文学是一种寂寞的行业，它需要别人的关心、理解。文学也需要启蒙，这种启蒙是包括了支持鼓励的广泛意义上的启蒙。象我这种在动荡的环境中成长、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的人，却有幸经历了三次文学启蒙。我的文学人生是幸运的，我衷心地感谢所有给予我文学启蒙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