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多年前电影《末代皇帝》荣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后座、在西方走红后，贬意的“末代”一词便在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人圈中迅速风靡起来。在香港，当年随着“九七”的来临，曾“诞生”了“千古罪人”----“末代港督”彭定康。之后随着九九年澳门的回归，“末代澳督”（澳门总督）又应运而生。只是澳门在众多“爱国同胞”的心目中仅仅是个“鸟不拉屎”的弹丸之地，无法跟“东方之珠”的香港争辉斗妍;“末代澳督”又唯中央政府的马首是胆，不敢也没有实力象“末代港督”彭定康那样和中央政府“对着干”，所以“末代澳督”的大名难以“流芳二世”。才几年功夫，他姓甚名谁早就被国人丢到爪哇国里去了。

   无独有偶，台湾也很钟情“末代”。当年随着“冻省专案”这一政治阳谋的成功实施，硬是活生生地“冻”掉了曾贵为“复兴基地”的台湾省，省长宋楚瑜被废了十全武功，沦为“末代省长”，宋也如李登辉所愿被绝了总统之梦。近阅报章，谓台湾民进党籍的“中华民国考试院院长”姚嘉文自请废了考试院。如果他的动议成功，他将成为“末代考试院长”。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若被砍成了四权分立，由于“四”、“死”同音，“中华民国”不呜乎哀哉也难。看来“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真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了“中华民国”的“社稷永祚”，笔者倒有一个建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废掉同样是形同虚设的“中华民国监察院”，使台湾的政府成为标准的“三权分立”制，没准凡事均以山姆大叔为准绳的“中华民国”就如同奉行“三权分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一样，“长治久安，社稷永祚”了。

   令人“欣慰”的是，“末代”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后，世界不是变得更加太平，而是更加动荡。被原有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所束缚和压制的各种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夫，他被迫沦为“苏联末代总统”。紧接着，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废掉了十五个相当于总统职位的“某某加盟共和国（末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听听这头衔有多绕口就知道其国运不祚）。紧接着东、西德合并，昂纳克又沦为“东德末代总统”。此后的东欧没过上几天的安生日子，捷克和斯洛伐克又闹着要分家，於是又出现了“捷克斯洛伐克末代总统”。昔日贵为“不结盟运动”的龙头老大之一的南斯拉夫，当年在铁托的领导下是如何的风光，可谓左右逢源，八面讨好，“东（方）西（方）通吃”。如今经过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的洗礼，六个加盟共和国四分五裂，早就走过了“南斯拉夫末代总统”的时代。前南联盟的“帮（联邦）主”、塞尔维亚籍的前南斯拉夫末代总统米诺塞维奇去年下半年还在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上出庭受审。前两天又从电视中看到塞尔维亚与前南斯拉夫联邦中仅剩的最小最穷的兄弟“黑山共和国”签署协议，二者共同组成一个松散的联邦，明年再由小兄弟自行投票决定是否要独立。如届时小兄弟决定自立门户，“帮主”塞尔维亚就成了孤家寡人，好不凄惨。铁托倘若地下有知，当捶胸顿足。

   更令人“欣慰”的是，“末代”也非意识形态才能染指，也非中国人和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专利。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多年来当地的激进派人士一直在积极鼓吹脱离“英联邦”独立，独立调查显示这些国家内赞成脱离“英联邦”而独立的国民越来越多，持此一观点的某激进党党魁甚至成功问鼎了总理的宝座（记得是新西兰总理）。如果这一脱离运动“首先在一国取得成功”，将成为二十一世纪英联邦内的“十月革命”。虽然听不到“一声炮响”，却将引发英联邦各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届时那些非封侯晋爵者不得担当的、尊贵的“末代加督”、“末代澳督”、“末代新督”们都将步“末代港督”的后尘，不是打道回府，就是就地转业，“日不落国”将真正成为历史名词。就是英国本土也不太平，早有人在“蠢蠢欲动”，提议废了帝制，制造一个“末代英女王”什么的让人开开眼。毛老爷子当年所说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预言如今已兑现了两个半，不服他老人家就是不行。至於那“革命”预言的兑现之所以只能称其为“半个”，实在是因为它并不是老爷子当年一心憧憬向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南辕北辙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罢了。

   《三国演义》开卷就说：天下之势，久合必分，久分必合，颇得唯物辩证法的真谛。如今的国际形势是以分为主，属於地球政治演变史中的“小冰河期”。只是这国家分得小了，自由是有了，民主也不少，可生活却并没有变好;各种社会矛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了。那些前东欧的“共产国家”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就是现成的极好例子。台湾前阵子也有人提议，鉴于岛内的“统独”对立严重，不如通过全岛的公民投票，决定是否把小小的台湾岛再分割成北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南台湾的“台湾共和国”，届时就可以象当年的印巴分治一样，任凭不赞成独立（以及主张统一）与赞成独立的各类人士“以脚投票”，自由地择“国”而栖。这“一岛两国”的主意看来确实不错，既民主又自由，但“一岛两国”可以提倡，为何却视“一国两制”为洪水猛兽？有台湾人士更指出，在“一岛两国”下，“台湾共和国”的货轮一驶出高雄港，位於左营军港的仍隶属于“中华民国”的海军军舰立刻就可以将该货轮扣留，罪名是该货轮侵犯了“中华民国”的领海。呜呼，在“一岛两国”下，这“中华民国”和“台湾共和国”之间的相煎可能比今日的南北韩、昔日的南北越还要急。

   最后再回到咱们中国。中共十六大的“胜利召开”，产生了中共新的党总书记胡锦涛。鉴于资本家可以入党的规定已经写入了堂堂的党章，共产党顺应历史的潮流、社会的进步，“蜕变”为“社会民主党”只是时间早晚的事。胡锦涛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末代总书记”，当然也不排除他同时作为执政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开山鼻祖而被写入历史。

   由国家/联邦的分裂或殖民地的回归这类政体变迁所造成的“末代”现象，代表了一种渴望告别过去、破旧立新、改朝换代的普世心态，似乎无可非议。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不同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有人可以极力说它好，有人可以大骂它坏。论到中国的统一或分裂，笔者却是中国统一的坚定支持者，这与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和目前流行的“爱国主义”论无关。人权捍卫者尽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说明给中国的少数民族独立是多么的顺应世界的民主潮流，但他们恰恰没有看到新疆占中国领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恰恰没有想到达赖所谓的“大西藏”范围，是包括西藏、青海省、四川省西部、云南省西北部、甘肃省南部，即“所有的藏人居住区”，面积高达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若新疆、西藏甚至内蒙独立了，十二亿多的汉人挤在剩下来的如此窄小、资源短缺的生存空间中，谁去保障广大汉人的人权、生存权？中国的民主派人士尽可以高唱人权和民主，鼓吹各民族独立、各省自治，但他们恰恰没有看一眼世界地图，看一看中国是如何在四面环“狼”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的：由於历史的、现实的诸多原因，北面的俄罗斯，东面的日本、韩国/朝鲜，南面的越南，西南面的印度，西面的中亚诸国，它们在历史上、现实中无不对中国的领土、资源虎视眈眈。基本上，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唯利益是图的世界，且人类的生活水准越高，对资源和土地（因为没有土地就没有资源）的依赖就越深，越不惜为获取利益而刀兵相向。中国如果被分割成李登辉之流所朝思暮想的七块，那么在这现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昔日骨肉兄弟之间的相煎、相残，诸多外“狼”为争夺原中国的土地、资源的冲突、混战，将永无宁日，大批中国人外逃所引发的“黄祸”也将再次危害世界，中国人也将成为不拿刀枪的现代“成吉思汗”。

   中国人将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推翻帝制、独立和革命，虽血流成河、骨肉相残，但换来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执政者和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在野派人士都必须认识到，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稳定，各族和谐共存和避免国家分裂，走渐进式的多党制政治改良主义的道路，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唯一应走之路。（写于2003年，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