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文革” 时期，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地闲荡了三年多后，我们终于迈进了中学的大门，美名其曰为“复课闹革命” 了。

   入校的第一天，我们全体新生都以排（我们那时都按营、连、排的军事编制）为单位集中在大操场上听训话。高音大喇叭里讲的无非是些早已听得耳朵起了茧子的革命“党八股”，以及加强“革命纪律性”之类的说教。看了看周围，没甚么人在认真听。我们这些十五、六岁半大不小的男孩子们，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胆小者用眼角的余光、胆大者不时地将头扭来扭去，都在偷偷观察班里和邻班的女孩子们长得什么模样。而女孩子们都矜持地、目不斜视地望着前面，或低头沉思着。整个排（现在的班）里人人都显得心不在焉，队形也站得七零八落。显然我们在社会上自由自在得太久了，对这种学校的集体生活已经很生疏了。

   突然一声炸雷似的声音从队列后面传来：“八排的，看你们像什么样！松松垮垮的，一点革命纪律性都没有！都给我站好了！”随着声音，一个高高胖胖的女老师走到了我排的队列前，劈头就是一通训，原来她是我们排的“排”主任。看着她白边眼镜后面一双鼓起的金鱼眼，和厚嘴唇里和着连珠炮般的革命词汇喷出的唾沫星子，我忽然想起了电影《小兵张嘎》里鬼子的胖翻译。可我还没来得及笑出口，心头不由得一阵嘀咕：“在如此‘革命’的老师手底下读书，今后能有好日子过吗？”

   大概是距开学后两三个月吧。一天上午，下课铃响了，我随着拥挤的人流鱼贯地走出教室。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当时我外面穿着一件由父亲多年前的旧衣改裁成的棉袄罩衣，衣料质地已经很脆弱。刚走出教室门，我被前面的人一挤，只觉得胸前什么东西一松，只听“当”的一声，有样东西掉到了地上。我低头定睛一看，不由得吓傻了，摔得粉碎的竟然是我佩戴的一枚瓷质的毛泽东像章！

   喧嚣的走廊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我脑中一片空白，一切思维都终止了。隐约中只听到谁说了一句：“报告老师去！”不一会老师就来了，令我和众人大惑不解的是：老师并没有暴跳如雷、上纲上线，只简单地问明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掏出手绢，吃力地弯下腰，仔细地把碎瓷片一片一片放到手绢里包好，然后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所有的同学说：“这只是一起偶然的事故，谁也不应该负责，也不能无限上纲！现在上课去。”大部份的同学对这位凶巴巴的老师仍心生三分畏惧，当下也没有人敢说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走进教室的，只记得上课已经很久了，我的心仍然久久不能平静，老师在讲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见，总觉得有一种在生死边缘上走了一回的感觉。如今的人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那是一个连将毛泽东甚至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名字分成两行书写都会被打成“反革命”，轻则批斗坐牢，重则掉脑袋并株连亲友的恐怖时代，何况将毛泽东像章当众摔碎呢。事后听说有同学向上面反映此事，但都被老师压下了，最后终于不了了之。

   我“大难不死”后又过了约莫两个月吧。一天老师突然把我单独叫去，关上门问我：“你的英文课本哪去了？”我也正奇怪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师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本书，我一看正是我的英文课本。原来有同学把这本原来摊在课桌上的书交到老师处，说是发现了一件“反革命事件”：书的扉页上是一幅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最可怕的是一只死苍蝇不偏不斜地沾在了林彪的扫帚眉上！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怎么这么倒霉，真是祸不单行，这可比摔碎像章更“反动”，再不能拿“偶然事件”来搪塞，看来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老师的眼镜后面两眼放光，冷静地分析道：送课本的同学鬼鬼祟祟的，表情有点异样。苍蝇绝不会“择人而栖”，不敢“亲近”“伟大领袖”，只敢“亲近”副统帅，而且不敢“落在”副统帅的脸正中，只敢“落在”眉毛上，其中肯定另有蹊跷。老师决定扣下这本英文书作“冷处理”。想来告密者做贼心虚，也不敢随便张扬。几年后我才知道，这是班上著名的捣乱落后份子怀疑我把他们的劣迹向老师告密，情急与愤恨之下作出的报复“杰作”，这种置人死地的手段也真够歹毒的。

   自那以后很多年过去了。我的人生犹如走马灯似地旋转，社会变迁更如沧海桑田。每当我感叹如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生的无常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老师。她使我复而相信，人生之路上尽管有荆棘和阴霾，但更多的是鲜花与阳光。